盛世的狹隘

在我們的歷史的歷史是割裂的：1840年以前，按照王朝史的脈絡講“清史”；1840年以後，講的是中國近代史——清王朝還在，但歷史的敘述線索卻從一姓統治的盛衰變成了中華民族的興亡。1840年以前的清史，有所謂“康（雍）乾盛世”的說法。那麼，究竟何為“盛世”？誰的“盛世”？又是誰、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上、以何種情感在說“盛世”？

康熙、乾隆兩朝都有盛世的自我認知，這兩位皇帝的自吹和當時臣下的頌歌，我們就不提了。說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人——“開眼向洋第一人”、林則徐的好友、《海國圖志》的作者魏源。

魏源和大多數“康（雍）乾盛世”論者所持的，是國家主義立場。這對他們來說，是很自然的選擇。比如魏源所處的時代，清朝剛剛經過鴉片戰爭，堂堂天朝大國，竟然敗於遠方夷狄、蕞爾小國。在對“康（雍）乾盛世”的讚美之中，魏源所抒發的是對現狀的不滿和對未來的期許。至於老百姓是否愉快，社會是否仍具創造力，在國家主義的立場之下，這些都無關緊要。

放到帝制中國朝代更替的漫長曆史中去看，所謂“盛世”，自有其必然之理。一個新的王朝進入穩定統治之後，倘若沒有大災，經過兩三代人的努力，幾十年之後，必然會出現繁榮——人口增殖，土地墾闢，國家積累大量財富，皇帝得以開疆拓土，治禮作樂，四夷來朝——“盛世”於是乎在焉。在朝代更替的治亂迴圈之中，所謂“盛世”，不是頂峰，也不是終結，是必然會出現，也必然會消失的一個環節。

然而，“康（雍）乾盛世”的命運顯然不同，在這一段百年盛世的尾聲，西方現代文明已經叩響了中國的大門。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馬嘎爾尼伯爵出使清朝，帶來了英國人引以為傲的工業文明的結晶，以及希望中國開放市場、改善貿易的請求。乾隆皇帝接受了所有禮物，拒絕了所有要求，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而這個時候，距離1842年《南京條約》的簽訂，只隔了不到五十年。鴉片戰爭讓中國成為“中國”，而不再僅僅是清朝，朝代更替的歷史演進模式終結，中國被迫加入由西方所開創和主導的國際秩序，一切重新開始。

面對歷史，後來的人曾經特別喜歡問一個問題：中國為什麼沒有自主發展出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現代文明？這是一箇舊問題，它的前提是現代文明必然發生。但如果現代文明是偶然的呢？如果它以偶然的方式發生，然後被證明是一種更具競爭力的人類生存方式，從而被其他民族主動或被動地接納，那麼，更現實的提問方式恐怕應該是，當現代文明來到面前時，大清王朝的統治精英為什麼沒能認出並接納它？

我們的機會來得真心不晚。1793年，在英國使團贈予乾隆的禮物中，甚至還有英國最大軍艦“君主號”的模型，這艘軍艦裝備了一百一十門大炮。但是，乾隆說：“天朝撫有四海……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你們的東西，我們不稀罕。這是清朝第一次拒絕現代文明。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打敗俄國，清朝朝野上下莫不以為，日本的勝利“非小國能戰勝於大國，實立憲能戰勝於專制”，清政府也承認唯有立憲可以保皇位永固，然而卻死活都不肯交出權力，最終武昌起義爆發，中國進入共和時代。這是清朝最後一次拒絕現代文明——它貪戀權力，結果丟了天下。

正確的路在哪裡，他們是知道的，但是最終，他們總是選擇錯誤的那一條，因為他們貪圖當下的容易，總是心存僥倖，因為他們對現代世界規則的無情一無所知，還因為他們自私、貪婪，對人民充滿了懷疑和恐懼。

早在入關之前，清朝就對統治中國心懷憂懼。隨著清朝國力的增強，明朝的防線在不斷退縮，“諸王、貝勒或謂明朝時勢已衰，正宜乘此機會，攻取北京”。而皇太極始終持保留態度。他的保留，一方面來自現實，如何統治明朝那樣一個龐然大物，清朝完全沒有經驗；另一方面則來自歷史，皇太極是懂一點兒歷史的，他知道，五百多年前，他們的祖先曾經建立大金，入主中原，可是最終入主中原的那一支女真人，卻消失在了華夏的茫茫人海之中。

如果我們從滿洲人角度來看，則不得不承認，皇太極有一種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覺。他認為，滿洲政權的存亡繫於滿洲人的存亡，而滿洲人的存亡繫於滿洲文化的存亡——只有說滿語、著滿洲衣冠、保持滿洲騎射習俗者，方能稱其為滿洲人。按照皇太極的邏輯，滿洲人徹底漢化之時，即滿洲國家滅亡之日。

殊不知，用這種思想去統治中國，是狹隘而危險的。皇太極對歷史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明白，中國歷史的演進方式，是改朝換代。相較於統治者的族屬，老百姓更在意的，其實是政策本身能否給他們帶來好處。然而，清朝統治者卻頒佈剃髮令，強行挑戰漢民族的文化習俗，逼迫江南百姓在個體生命與文化習俗之間做出抉擇，瓜熟蒂落的“改朝換代”瞬間轉換成野蠻的民族征服，激起了江南民眾的激烈反抗。站在統一戰爭的角度看，剃髮令可以說是“清初決策者的一個重大錯誤”。但是，站在清朝統治者的角度看，剃髮令卻是必然的選擇，唯其如此，才能確保中國成為滿洲的臣民，而不是滿洲被中國淹沒。

清朝統治者表面上高度漢化，骨子裡卻對漢人充滿了猜忌與防範。滿漢是對立的，要提防漢人顛覆滿人政權；老百姓與清朝國家是對立的，要提防老百姓顛覆清朝。這種提防心態，讓清朝統治者始終不能理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對社會的發展總是抱持警惕的態度。

1793年，馬嘎爾尼帶著六百箱禮物來了，為磕頭與不磕頭的事折騰了一番，又走了。他帶來的有關現代文明的訊息，“盛世之主”乾隆不屑一顧。英國人從歐洲歷史中得到的印象是，“政府應當促進商業”，但在清朝這裡，這些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