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替代的漢武帝時代

漢武帝晚年，有沒有懊悔自己的“傷害百姓的意義，今天怎麼高估都不過分的。所謂“百代都行秦政法”，實際上大多數是在漢武帝時代完成。今天的中國人，許多地方仍為這些因素所塑造。

漢武帝的“小目標”

農業社會的剩餘，歸根結底是非常有限的。文景時代的國家積累，看起來很多，實際上在戰爭和救災面前，根本支撐不了多久。年輕的漢武帝開始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到元朔年間，皇帝就不得不開始面對國庫空虛的事實。西南夷的開拓一度暫停，但對匈奴的戰車一旦啟動，就只能一路狂奔。在這段開支浩繁的歲月裡，作為一個高瞻遠矚的皇帝，漢武帝很清楚，有三種人必須優先給予安撫。

第一種人是殺敵建功的將士。秦朝滅亡就是近在眼前的教訓。始皇帝一統天下之後，秦軍的回報劇減。結果二世即位後天下大亂，秦軍主力當中，一支向項羽投降，另一支南征的部隊乾脆截斷歸途獨立建國，這種情勢下，秦朝不亡，也就沒天理了。所以，一定要確保浴血沙場的將士有足夠的回報。《史記》留下了許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是歲費凡百餘鉅萬”“賞賜五十萬金”之類的記錄。一直到元狩四年，空前重大的勝利意味著之前已經花掉了空前龐大的軍費，現在又要有空前浩大的賞金支出，才終於“戰士頗不得祿矣”。

第二種人是入境投降的敵人。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率領四萬餘人投降漢朝。具體操作中，有些環節也確實難免變成形象工程，但這是為了吸引更多的匈奴人歸附，在漢武帝看來，算長遠利益，無疑是值得的。

第三種人是流離失所的災民。被逼入絕境的民眾會鋌而走險。曾有一個叫徐樂的人為漢武帝分析說：國家的危難，分為土崩和瓦解兩種情況。只是社會上層不滿，叫作瓦解，好比景帝時七國之亂就是這樣，那是可以解決的問題；社會底層不滿，叫作土崩，秦朝末年就是這樣，那就無可挽救了。漢武帝很讚賞徐樂的觀點，為避免土崩，救災的時候，他也從不吝惜。

既然這些地方絕不能省，那麼，錢從哪裡來呢？漢朝常規的賦稅總和大約六七十億，面對動輒超過百億的開支，應該怎麼辦？

漢武帝首先想到的打擊物件，是諸侯王。幾乎從任何角度看，諸侯王都適合成為優先打擊物件：首先，諸侯王強大了，對中央朝廷是個威脅；其次，諸侯王特別有錢，事實上從三大暴利行業裡獲益最多的，就是諸侯王；最後，諸侯王是一個人數不多的特殊人群，也不得人心，打擊了他們，老百姓未必有多少同情心，歡呼雀躍也說不定。

但這還遠遠不夠。漢武帝又寄望於富裕民眾尤其是大商人的捐款。於是有個河南人叫卜式的，成了標誌性的人物。對匈奴的戰爭啟動之初，卜式就提出要上繳一半家產給朝廷。皇帝把卜式的事蹟“佈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樹立他為正面典型。當時，社會上湧現了許多這樣的富商：家累萬金，隨行車輛一百多，大量貧民成為他們的私人奴僕，而“不佐國家之急”。漢武帝覺得忍無可忍。宣傳卜式，可能是最後一次提醒和警告：應該與朝廷共克時艱。既然富人們仍然如此不知死活，那就怪不得皇帝動用雷霆手段了。

賺錢的辦法

正如自古以來迫害文人的急先鋒也是文人一樣，真正能幫助朝廷收拾商人的，也是商人。漢武帝啟用了三個重要人物：大鹽商東郭咸陽、冶鐵巨頭孔僅和洛陽商人的兒子桑弘羊，用後世流行的話說，這三個人擁有“計算機一般的大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