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宋朝：租得起臨街兩層小樓，平時酒肉不愁。這樣的生活不過是由武大每日挑幾筐炊餅沿街販賣掙來的，他一沒有被收重稅，二沒有被衙役踢攤子，日子過得平靜悠然。如若不是登徒子西門慶攪局，恐怕這一家人也能安樂祥和地把小日子過下去。
在明朝小說中，並非只有這一個宋朝小販形象。馮夢龍《醒世恆言》第三回《賣油郎獨佔花魁》同樣講到南宋臨安城裡的一名賣油小販秦重，說他靠賣油竟能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把3兩銀子的本錢變成了16兩銀子。
或許有人說，這只是小說家言，不足為憑。但在宋朝史料中，並不難找到現實的例子。南宋人洪邁的《夷堅志》中便講述了一名小販的發跡史：“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於舒州宿松縣，初以織草履自給，漸至賣油，才數歲，資業頓起，殆且鉅萬。”一個小販靠織草鞋和賣油，才幾年時間，就家財鉅萬，暴富之迅速，令人瞠目。宋人筆記中，南宋初期臨安著名的小販宋五嫂、李婆婆等也是靠著經營攤發家致富的。
宋朝社會商業發達，在名畫《清明上河圖》中就有各種各樣的攤販，無論橋頭、城牆邊還是街道旁，剃頭的、賣甘蔗的、賣菜的、叫賣各種小吃的，應有盡有。
那麼在宋朝，一個沿街擺攤叫賣的小販，如何能過起幸福的生活呢？
想要買賣好做，首先不能總遭遇沒事找事的衙役，商業的正常經營必然離不開政府的人性和支援。
在唐朝，商人只能在規定的地點即設有圍牆的“市”內從事交易活動。坊市閉門以後及開門之前，無故行走者將受到被打20鞭子的處罰。
到宋朝，由於商業活動增加，城市佈局已打破唐朝坊市界限，城鎮和鄉村集市均可隨處擺攤開店，營業時間也不受限制。政府不但不予干涉，甚至還明令保護。
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就專門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來不得禁止。”由於朝廷的保護，城市小販更加活躍，“大街買賣晝夜不絕”。
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同樣會遭遇與今天相同的問題：商販侵街，影響市容交通。為此，宋朝政府設立了相當於現在城管的“街道司”。街道司雖然也有維持城市的衛生、整修與日常秩序的職責，但絕不會整天驅逐小商販，鬧得雞犬不寧。
雖然小販侵街佔道問題屢禁不止，但朝廷顧及小販的生計，一般不主張輕率粗暴地懲處小販。如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開封府請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勞擾，不許”。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朝廷集思廣益，絞盡腦汁，終於找到了解決的辦法：在街道兩旁適當距離，豎立“表木”，作為禁止侵街佔道的紅線。紅線之內，允許設攤、開店，侵出紅線之外就要受罰。
《清明上河圖》裡的虹橋兩頭就立有四根“表木”，橋上兩邊，小商販開設的攤位，都在“表木”的連線之內，中間留出通行的過道。這樣，既照顧了商販的生計，又不致妨礙公共交通。
更難得的是，宋朝皇帝擴建皇宮和出巡都要顧及商販的經營和市民生活。如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想擴建宮城，擔心影響東京（今開封）市民的生計，便派殿前指揮使劉延翰等人去了解民意。
劉延翰等人當然不會搞什麼聽證會，也沒有鋪天蓋地宣傳這次民意調查的重大意義，但所得到的民意結果卻是實實在在的。最後宋太宗“以居民多不欲徙”，取消了擴建計劃。
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出巡。儘管當時街道狹窄，宋仁宗既未下旨拆遷，也沒有詔令封路，而是命“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其道中”，“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宋仁宗這等親民作風，也為他身後贏得了“仁”的廟號。
做生意想致富，首先要有高利潤。在宋人的筆記中，有經營為“逐什一之利”“逐什百之利”的記載，所以一般認為宋朝商業的平均利潤率為10%左右。
但是，這只是平均利潤率，很多商品的利潤率遠不止於此。讓我們看看東京籠餅的價格變化軌跡。
據《春渚紀聞》記載，宗澤在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出任東京留守時，讓自己的廚師按照市面上的規格製作了一批籠餅，經過測算，得出每枚籠餅的成本為6文錢，而根據宗澤的回憶，他在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年）初到東京時，每枚籠餅賣7文錢。
初看元佑六年每枚籠餅利潤僅1文錢，但事實並非如此。由於北宋後期東京糧價一路上漲，相隔36年後，建炎元年的糧食已是天價。
根據史料記載，宋哲宗執政後期物價一直上漲，到宋徽宗繼位後更是物價暴漲，不可收拾。《宋史·食貨志》記載了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東京的米價為“石二千五百至三千”。
宗澤就任東京留守正值靖康之難後，金兵初退，東京物資奇缺，物價飛漲，儘管宗澤使用鐵腕手段抑制物價，到建炎三年（1129年）米價仍維持在每升四五千的水平，已是宣和四年的100多倍。
因此，元佑六年的糧價應遠低於建炎年間的水平。
米價漲落是糧食價格乃至整個物價起伏的風向標，而糧食價格是決定籠餅成本的主要因素。結合物價上漲幅度，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元佑六年一枚籠餅的成本可能不到建炎元年的一半，也就是說，成本不足3文錢，其毛利率接近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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