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詞人的比較之中,一般有兩種現象:一種是相反的,一種是相似的。所以我在講完李後主之後接下來就講大晏。李後主和大晏,一個是純情的詞人,一個是理性的詞人,這是兩個相反型別的比較。
可是講晏殊和歐陽修的時候,我是拿南唐的馮正中和他們作比較的。我講了馮正中對晏殊和歐陽修的影響,比較了他們相似之間的那些細微的不同,這是相似型別的比較。
我曾經說過,作品風格的不同是由於作者人格的不同。這樣說好像是太道德化了,因為一講人格就使人想到道德品性的好壞。其實,所謂人格者表現於作品中,就是一個人的風格。
叔本華在談哲學的時候曾經說,作品的風格就是人心的心靈的相貌,是心靈感情修養的一種表現。所以,作品風格的不同與作者的心靈感情修養有很密切的關係。
越是偉大的作者,他的作品與人格之間的關係就越密切,第二流的作者才因襲別人或拼命在技巧上下功夫。
我們在分析馮延巳、晏同叔、歐陽永叔等人的作品風格的時候,也分析了他們在做人的性格方面的不同。那麼現在,如果我們把柳永和蘇東坡作一個比較,那當然是一個強烈的對比了。
這種強烈的對比並不是我個人發現的,前人在一些詞話裡就常常講到蘇東坡和柳永。蘇東坡寫了前面講過的那首《江城子》,自己就覺得與柳七不同,別是一種風格。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蘇軾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宋人筆記《吹劍續錄》記載說,蘇東坡問他的朋友:“我的詞比柳七的詞何如?”朋友回答:
“柳郎中的詞要由十七八歲的妙齡女郎手執紅色檀牙拍板來唱‘曉風殘月’,你的詞要由關西大漢手拿鐵綽板唱‘大江東去’。”
這就是蘇東坡的詞和柳永的詞在風格上的不同,這在宋朝人就有這種認識,而且蘇東坡也有這種自覺。
可是我以為,這其實還不是柳永與蘇東坡真正的不同,因為這樣看柳永是很膚淺的。如果根據外表上的“曉風殘月”就認為柳永寫的都是這種柔靡淫豔的歌詞,那未免淺之乎視柳永了。柳永確實為歌伎酒女寫了不少歌詞,可是我以為他們兩個人內在的不同不在於此,而在於他們對人生的理解和反應的態度不同。這才是柳永和蘇東坡的一個最基本的分別。
我們上次講過柳永的生平,我說過,他的祖父、父親、兄弟都有仕宦功名,而且他的父親以孝道著稱。他的祖父是在晚唐五代時不肯出仕於閩(當地一個偏安的小國),而去隱居的。他們家有一個儒家道德的傳統,所以,柳永也有一份用世的志意。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