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的善惡

在大眾媒體描述的明代歷史中，宦官之惡被放大，宦官之善被輕描淡寫，偶有三寶太監鄭和這樣的正面例子，但更多時候，我們觀看與明代有關的影視劇、大眾讀物，看到的多是魏忠賢、劉瑾、王振這樣的惡宦。惡宦作為皇家鷹犬與士大夫對抗，禍國殃民，成了媒體講述明代宦官的典型模式。但在歷史上，明代宦官與士人的區別可能沒那麼大。

明代中期，隨著宦官受教育，比如明憲宗時期的宦官懷恩、嘉靖朝的司禮監掌印太監黃錦、嘉靖末到隆慶年間的李芳，觀其言語，考其行為，都是典型的“士宦”。

在過去的宦官研究中，明代宦官作為官僚體系中文官和武將之外的第三種勢力，是中國古代專制體制的伴生物。學者普遍注意到明代宦官和皇權的緊密聯絡。簡單來說，宦官專權是皇權衍生的產物，宦官專權背後是皇權的膨脹，而不是宦權危害到了皇權。

有明一代都沒有宦官殺戮君主的案例，這和東漢末年的宦侍之禍、唐朝敘事，卻忽略了明代政治文明、社會風氣對宦官的影響，進一步說，是忽略了宦官們作為人的豐富性，而只是把他們當作制度機器來看待。

這種對立敘事無法解答明代屢屢發生的宦官與文官合作現象，以及一些賢宦猶如士大夫一般對君主的忠誠進諫。除了眾所周知的張居正與馮保組合，明代宦官和文官領袖合作的案例並不少，比如嘉靖年間的張佐、黃錦，他們先後入主司禮監，與楊廷和、張璁、夏言等歷任內閣首輔少有矛盾。

再比如被譽為“明代第一好太監”的懷恩，此人原本姓戴，族中兄長為兵部侍郎，後來犯罪，性情耿直，廉潔清正，因為敢於向皇帝進言，保護朝中正直的大臣，所以在士人群體中也很有口碑。

明代為什麼會產生很多有士人風氣的宦官？這和宦官的出身與教育有關。在明代，部分宦官就像懷恩一樣，本來就是士紳家庭出身，只是上一輩因罪抄家，他們自己被連累，早早投身去做了宦官。

明代中期，宦官逐漸衙門化。明代宦官不僅把持著司禮監，與內閣分割昔日的宰相職權，還佔據了內府“二十四衙門”、東宮六局、天下王府承奉司、公主中使司、守備太監、鎮守中官等要職，權力從中央輻射到地方，影響著中央決策、軍事部署、財政收支、織造、燒造、皇家建築營造等方方面面。宦官衙門化後，明代政權為了維持行政的日常運轉，開始主動教育、培訓宦官，提升他們處理政務的能力。

受教育的宦官多了，賢宦比例也就增加，這就是為什麼明代中期湧現了很多賢宦，而這些賢宦都具備士人的習氣。

從明太祖時期到明中後期，宦官讀書識字的能力在顯著上升。明太祖起初嚴禁宦官讀書識字，即便後來有所調整，洪武時期的宦官仍被限制在嚴格的權力網格之中。但是到了明成祖時期，因為靖難之役後朱棣對士人的不信任，他開始大量起用宦官出任軍事、外交、財政、司法、文書、記事等要職，鎮守中官這一宦官干預地方政治的職務，也是從明成祖時期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