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肅宗時，洛陽縣尉柳延穿著黃色便衣外出，被巡官攔住盤問。縣尉只可穿八品青色公服，而指責他違反夜行法禁的巡官，應是他的屬下。但巡官不認識這位新來的上司，見對方出言不遜，竟喝令手下邏卒一起上前，將柳延痛毆一頓。此事上達天聽，肅宗下詔：今後凡有品階的官員，在履行公務時一律正規著裝，並在品服顏色上進一步細化品級區分，確保“只認衣衫不認人”，避免再鬧以下犯上的笑話。
洪邁《容齋隨筆官服制度畫卷。這幅唐朝官服制度畫卷中的底色，一是品色制度，二是章服制度。
所謂品色制度，是以官員品級的不同而配以不同顏色、質料、紋樣官服的制度。據《舊唐書·輿服志》記載：“一品以下文官，並帶手巾、算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帶手巾、算袋者亦聽。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錀石帶。”於是，有唐一代官員紫、緋、綠、青的服色格局奠定基礎，後世皇帝只是適時加以調整而已。
所謂章服制度，是與品色制度相配套使用的腰帶制度，即官員隨身佩戴魚（龜）袋的制度。
魚袋，是唐、宋時官員佩戴的證明身份之物。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始，賜五品以上官員魚袋，飾以金銀，內裝魚符，出入宮廷時須經檢查，以防止作偽。武則天時，曾改佩魚為佩龜。三品以上穿紫衣者用金飾魚袋，五品以上穿緋衣者用銀魚袋。隨身佩魚的目的，一是用它作為朝君應見的憑證；二是用來明貴賤、辨尊卑、嚴內外。白居易形容“衣魚”之句“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繞身飛”，就非常生動形象。
唐代章服制度化之後，百官請朱紫之服，必須經過朝廷嚴格考效，夠資格者方才授予。一是能政賜服。官員為政一方，盡心盡力，且政績突出，被皇帝知曉後往往賜服以資鼓勵。二是忠誠賜服。對於效忠天子、大公無私之士，唐廷大張旗鼓地表彰、獎勵，以促使更多的大臣效仿。三是異才賜服。官員有與眾不同的才能，深得皇帝賞識，故賜服以資表彰。
對於皇帝而言，賜服只是利用臣僚對御賜章服的豔羨心理，將服飾的實用功能與獎罰機制聯絡在一起，以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官員賜服是權力地位的象徵，尤其是紫、緋二色的顯貴地位，極大地衝擊著時人的觀念。相傳唐代名相顏真卿原任醴泉尉，欲去報考唐玄宗親自主持的制科考，他先向一個善於看相的尼姑詢問前程。尼姑說：“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顏真卿又問：“官運到頭，能到五品嗎？”尼姑笑答：“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顏說：“得五品官便可著緋衣，帶銀魚，兒子得補齋郎，我的願望已滿足了。”尼姑指著座上一塊紫色的餐巾說：“顏郎衫色如此。”果然，顏真卿名列高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監察御史，其後仕途一帆風順，公服顏色由碧而綠，再染為赤，直到官居二品，穿上紫衫。雖然問尼姑前程之說不可信，但官員們渴望“染袍赤”的迫切溢於言表。
然而，賜服並未經過嚴格的考核程式，僅由皇帝個人主觀意志所決定，隨意性很強。唐至德元年（756），李泌以賓客身份隨唐肅宗行軍。軍士在背後議論說：“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肅宗聽到後，馬上賜“紫袍以絕群疑”。賜服在終唐一世並沒有形成系統的體系，尤其是盛唐以降，賜服無度，甚至出現借服、僭越等現象而屢禁不止。
武則天時，有個叫朱前疑的小官上書給武則天，說是“臣夢見陛下八百歲”，武則天大喜，即授其拾遺，又升郎中。他奉命出使，回朝後又上書雲“聞嵩山唱萬歲聲”，武則天又特賜佩帶魚符。但是他官階未入五品，這個本該與緋服配套的銀魚袋，只好“於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後來朝廷又有變通，作為一種對官員的褒獎，凡品卑不足以服緋服紫者，也可以將公服魚袋成套一起出借。唐人文集中常有《謝賜緋表》一類文章，說的是本官階在五品以下，特蒙賞可將五品公服“緋衣一副，並魚袋、玉帶、牙笏”成套出借。
唐代官服之制，開闢了中國古代服飾賞賜制度的新道路，曾經為鞏固政權發揮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賜服不經過嚴格考核程式，僅由皇帝主觀意願來決定，發展至後期，賜服制度愈加形式化，逐漸行使無力，制度鬆弛，賜服制度終被湮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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