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人生領袖。
1914年，家境殷實的郭沫若留學日本到九州帝國大學習醫，準備回國當一名治病救人的醫生。
1919年8月，也就是“五四運動”爆發的3個月後，未來的哲學家宗白華出任《學燈》編輯，並且建議開辦“新文藝”專欄，刊登新體詩。《學燈》是《時事新報》的副刊，留學日本的郭沫若經常閱讀《時事新報》，也知道了刊登新體詩的訊息，便把以前寫的詩文寄到上海，向《學燈》投稿。宗白華看到郭沫若的新體詩，覺得非常精彩，極力向主編推薦，建議在《學燈》上刊登出來。
隨後數月，郭沫若陸續發表《死的誘惑》《火葬場》《黎明》等一系列新體詩，在文藝界的名氣越來越大，宗白華也對郭沫若越來越欣賞，甚至用整個版面發表郭沫若的詩。
從此以後，留日素人郭沫若，便成了新文化運動的詩人。同是新文化運動詩人的朱自清，也說郭沫若是“一支異軍的突起”。但他沒有選擇做詩人大師，而是在日本畢業以後，回國參加革命。
郭沫若在革命隊伍裡，成就也非常人可比。
1926年，郭沫若出任廣東大學文科長，同時兼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農民運動講習所共開辦六屆，前五屆的主持人是彭湃，第六屆的主持人是毛澤東。也就是說，我黨武裝起義之前，郭沫若就是毛澤東的同事，在工作中有了不錯的感情。
郭沫若教書之餘，還在黃埔軍校做宣傳工作，北伐開始，又做到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和周恩來、葉挺等人發展了良好的關係。而郭沫若的軍銜是中將。肩扛中將軍銜，和毛澤東、周恩來共事，這份地位和資歷，國共兩黨裡超出郭沫若的人其實不多。
1927年3月，蔣介石策劃九江和安慶的暴力事件，開始破壞國共合作，打擊我黨的群眾力量，給1個月後的“四一二事件”做鋪墊。
郭沫若發現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便辭去官職，化名“高浩然”離開蔣介石行營，跑到南昌住在朱德家裡，寫了一篇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在檄文裡，詳細描述了蔣介石製造暴力慘案的過程，最後號召革命同志和民眾擁護中央，打倒蔣介石。這篇檄文發表在4月9日的武漢《中央日報》上，3天后蔣介石發起“四一二事變”，大規模屠殺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
郭沫若的反蔣檄文，比蔣介石正式叛變都要早。
在1927年舉國白色恐怖的時候，蔣介石懸賞3萬大洋，要郭沫若的腦袋。
郭沫若先去武漢，出任張發奎部隊的政治部主任，隨後便參加“南昌起義”，和周恩來、朱德、聶榮臻、陳毅等人並肩戰鬥。
我們都知道，起義部隊南下期間，賀龍申請入黨。但很多人不知道，另一個在革命低谷申請入黨的就是郭沫若，而其中一個入黨介紹人是周恩來。
郭沫若選擇了革命理想，放棄了榮華富貴。
南昌起義失敗以後，郭沫若開始人生的第三階段。
因為周恩來覺得，郭沫若扛槍打仗是浪費人才，不如去日本儲才養望，一來避開蔣介石的通緝令，二來可以在合適的時機回國，做中國的文化領袖，主持文藝戰線的工作。於是郭沫若拋家舍業，東渡日本潛伏待時。
他在日本住了近十年，深度研究了甲骨文和金文，陸續發表《殷周青銅器文字研究》《金文叢考》等著作，成為文化界的宗師級人物，和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合稱甲骨四堂。有這樣的學術成就，才能做中國的文化領袖。才氣逼人的郭沫若遇到慧眼識人的周恩來，便給日後的事情埋下伏筆。
1937年初，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經過“西安事變”，也建立再次合作的共識。“七七事變”後，蔣介石撤銷郭沫若的通緝令，當天郭沫若乘船回國，參加保家衛國的抗日戰爭。
回國數月，蔣介石成立政治部，任命陳誠做部長，周恩來和黃琪翔做副部長，郭沫若是第三廳的廳長，負責宣傳方面的工作。郭沫若不願意做國民政府的官，覺得回國是參加抗戰，不能替反動派賣命。
周恩來又找他談話，意思是國共合作抗戰，我黨在國民政府要有工作的平臺，郭沫若要是不做第三廳的廳長，那麼副部長周恩來就是空架子，滿腹謀略便沒有施展空間。
郭沫若想想也對，就出任廳長，配合周恩來做宣傳工作。而這個時候魯迅已經去世，中國左翼文化界沒有領袖，便缺少一杆聚攏人心的大旗，很多事情做不起來。比如鼓舞全國民心、抵抗日本的文化侵略、反擊國府抹黑我黨等等。當時，左翼文化界即便召集文人寫文章勉強與右翼文化界對戰，也因為沒有領袖人物引領衝鋒，顯得力道不足。
於是左翼文化界不少人就說，魯迅先生在的時候，經常有影響世界的作品問世，一呼百應，現在魯迅先生不在了，但是魯迅先生需要繼承人。
周恩來向中央建議，郭沫若是大革命時期的中將，社會地位足夠。旅日時期成了文化宗師級人物，學術聲望夠高，可以做魯迅的繼承人。
中央經過討論，認可了郭沫若，便在1938年做出黨內決定，確認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這個決定，給日後“魯郭茅巴老曹”的排名定下基調。
那郭沫若有沒有完成任務呢？完成了，而且成績還不錯。1940年9月，蔣介石策劃“皖南事變”的時候，就在重慶排擠郭沫若等文藝界人士，逼他們離開政治部的關鍵崗位，另外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任命郭沫若為主任委員，周恩來為指導委員，沈雁冰、陶行知等人是委員。
文化工作委員會不能做政治工作，只能研究文化，其實就是個領薪水的養老單位。但就是在這個養老單位，郭沫若寫出《屈原》《虎符》《南冠草》等歷史了時政、激勵了民心，在重慶反響很好。
那時候的郭沫若，其實是我黨文藝戰線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雖然戰線不同，但郭沫若的工作性質，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將領們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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