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萬曆朝的蹊蹺

萬曆朱翊鈞早年為學童時，還算是一個乖順的孩子，後來，親政，江山坐穩，則絕對是一個不成器的敗類。

第一敗，他是中國歷史，史稱：“二十餘年不視朝，群臣從不見皇帝之顏色。”甚至做了3年御史的劉光復，沒見過這位帝王。

第二敗，他的行政機構，乃是中國歷史上數得著的最為空轉無能的政府，首輔大臣葉向高曾上疏言：“……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常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全國政事歸皇帝獨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負責，朝政懶廢墮弛至此，亦歷史中奇聞也。

第三敗，他還是一個極其能搜刮，極其能斂財，極其能揮霍，極其性瘋狂的幾乎不可救藥的最高統治者。到了晚年，他像吸血鬼似的開徵各式各樣的惡稅，盤剝百姓。

第四敗，他一生做得最成功的事情，莫過於他未成年前，將整個大明王朝，交給張居正治理。然而，他一生做得最失敗的事情，是在他成年以後，對死去的張居正進行報復性清算，而尤為混賬的，還徹底否定了實際上已取得成功的改革成果。

萬曆坐了48年的江山，任意隨性，胡作非為，卻沒有將這個帝國消費完，還留給朱常洛一個“皆有生氣”的社會。中國文人的活躍，可謂達到放任、狂放的程度。從15世紀半葉，到16世紀上半葉，文化精神之張揚，人性覺悟之高漲，之前罕見。這種文藝領域的繁榮，也可能與20多年不上朝的萬曆，疏於對文人的“關愛”有關聯。公元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英國的莎士比亞和中國的湯顯祖相繼離世，雖是偶然的巧合，卻是東西方文藝復興運動合拍同調的註腳。

萬曆年間的富足，當是歷史的蹊蹺了。據美國學者弗蘭克的《白銀資本》考證：“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的白銀30000噸，日本生產的白銀8000噸，兩者合計38000噸，最終流入中國的白銀，為7000噸或10000噸。因此，在那100年間，中國透過‘絲銀’貿易，獲得了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正是這些真金白銀，給萬曆年間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帶來了物質的豐裕。

然而，曾經擁有世界上最多白銀儲存的王朝，卻極盡奢侈腐敗墮落無恥之能事。滋長民風浮躁的同時，也帶來了整個社會的沉淪。萬曆一朝，存活48年，歷史評價不高，但擁有的海量貲財，卻種下了大明王朝敗亡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