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拒題字

元符三年（1100）五月，蘇軾從海南儋州遇赦內調，九月過廣州稍作停歇，當時在廣州做官的謝民師，前往拜見並出示詩文請教。謝民師為家鄉江西臨江惠力寺請蘇東坡題匾“法雨堂”，以慰思鄉之情，不料，蘇軾在隨後不久的回信中竟予拒絕。

東坡書名滿天下。不僅身後，其《黃州寒食詩帖》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以他為首的“宋四家”被視為宋代“尚意”書風的倡導者。即便生前，他早已名重海內，黃庭堅尊崇東坡“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

謝民師是他前不久結識的知交。謝民師自幼聰慧好學，元豐八年（1085）與父親、叔叔、弟弟四人為同第乙丑科進士，時稱“四謝”。據宋曾敏行《獨醒雜誌》記載：“謝民師……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者嘗數百人。民師於其家置講席，每日登座講書一通。既畢，諸生各以所疑來問，民師隨問應答，未嘗少倦。”儘管其《上金集》《藍溪集》均已亡佚，就其現存的寥寥幾紙，難以領略其筆墨風采，不過，就謝民師“隨問應答”的教學場景、蘇軾對其文章“上等紫磨黃金”的評價以及《答謝民師書》的長篇回覆，可以料定，謝民師文章甚得其心。而且，烏臺詩案後，蘇軾幾經浮沉，故舊屢受牽連，其時雖已獲赦，前途依然未卜，此前素昧平生的謝民師請教拜見，面對其誠，蘇軾不能不有所動心。

揆情度理，為謝民師寫幾個字，一揮而已，既還了情，為寺廟添了彩，還給自己揚了名，何樂不為？蘇東坡回函卻出人意料——“我本來不擅長寫大字，勉強寫也寫不好，而且小船侷促不便寫大字，所以不能如你所願”。

書法自古非易，其中筆法、字法、墨法、印法、章法等，無一不需要功夫錘鍊和學養積累。“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蘇軾對此認識尤為清醒，他很少作草書，更少寫榜書，他留下的多為書札尺牘等小幅帶有楷意的行書作品。且不說榜書並非小字放大，其難度一般人不敢觸及，單是在絹帛這樣的奢侈品上練習榜書的代價也令人難以觸及。

或正因此，蘇軾題寫榜書極少，常見的楷書《豐樂亭記》《醉翁亭記》《表忠觀碑》《羅池廟碑》《明州阿育王廣利寺宸奎閣碑》等，單字字徑最大的僅約10厘米，方整俊偉，骨氣洞達，尺幅遠不及榜書，與當今書法家動輒巨幅“相形見絀”。

書法崇尚自然。甲骨文、鐘鼎文中象形字、會意字均來自對自然萬物的模仿，這樣的模仿也賦予了書法生命特徵。蘇軾對顏真卿《爭座位帖》表現出來的“信手自然，動有姿態”尤其欽服，他甚至從二王的書寫想到王羲之的“超然於事物之外”和王獻之的“氣節高逸”，對於張旭、懷素草書中表現出來的“追逐世好”則卑之為“妄自粉飾”。他喜歡的是無拘無束的書寫狀態，“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適有興會，如有神助，由此理解他說的“強作終不佳”“舟中局迫難寫”，並非欺人之語，而是事實如此，內心直白。

號稱“我書意造本無法”、已經人書俱老的蘇東坡，對書寫的態度依然如此謹嚴，對自己的作品依然如此看重，這也許是求字如謝民師者開啟信封意料之外的。作為舉世聞名的大文豪大書法家，大筆一揮，寫得好自然是遍臨諸帖、五體皆能、化古為我、心手相應的結果，寫得不好也是白玉微瑕，瑕不掩瑜，或者以醜為美、強以為理，在大家大師的光環下，又有誰來指摘？即便指摘，也難以撼動其地位。不過，這不是對待藝術的態度。

蘇軾的態度是：不自欺，也不欺人。不願意的、不擅長的、寫得不好的，都不會書以贈人，即便相契，也不違背本心。

不過，謝民師更加沒有想到的是，展開尺牘，他好像看到蘇軾停頓了下接著說，“我不久會經過臨江，應當去惠力寺遊覽，如果寺裡想要我寫點什麼，我會寫寫惠力寺的法雨堂，寫寫你讓我題字未果的這段故事，留下筆墨在廟中，以慰藉你的思鄉之情。”

坦誠、不吝惜、善解人意，東坡所書寫的，不只是知交情意筆墨風采，更是一個樸實、生動而有趣味的心靈。

從來藝品如人品。正如蘇軾在《答謝民師書》開頭所說“某受性剛簡”，其對待書法的態度及其書法所展示的氣象一如其人剛簡，剛則仁，簡以誠，不拘謹，不造作，以真面目示人。這樣的剛簡，不只是先天賦予，更系後天個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