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身份
我的老家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區灰城村，是冀中平原上一個僅有二十來戶的小村子，離西北的北京城有140裡，離東南的天津衛，也就九十多里地。村子南邊，是永定河高高的套堤和渡口，往北12裡，就是縣城，南來北往的行人，常在村頭路過。
我這麼一說，你就明白了，灰城村雖小，地理位置卻十分重要。“盧溝橋事變”後，京津之間成為日軍重點控制的地區。
春夏之交的一天晚上，鄰村的朱佔魁來找我。在這一帶，他拉起一支抗日隊伍，後來當上八路軍冀中十分割槽司令員。他找我有兩個目的，領他去地主家要槍，並動員我參加抗日隊伍。
我早就想投身革命，只是受到家庭牽累，父母年邁、兒女幼小。他說：“這樣吧，你出來當共產黨的村長，也當汪偽政權下的保長，這也是為抗日出力。”
就這樣，我白天當保長，晚上當村長。這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1944年，那一年，我36歲。
灰城村屬安次縣二區管轄，區委書記叫於善，我直接歸他領導。他指示我，當保長是為了應付日本鬼子和“皇協軍”，保護好老百姓的利益。
日偽軍一進村，我就向他們報告“平安無事”。他們要糧食，我就說，地裡荒了，打點糧食也叫八路軍“搶”走了；他們要民工去挖警戒壕溝，我就說，村裡壯勞力不好找，去幾個老的弱的頂著吧。氣得他們到處抓壯丁，我找鄰村一個姓李的（他會說點日本話，跟偽軍有點關係）去活動，把被抓的人保出來。我當保長是應付差事，當村長卻是盡心盡力。
兩項任務
我經常接到的任務是掩護八路軍、游擊隊過溝。
日本人為了加強封鎖，強迫中國人挖掘警戒溝，寬二丈、深一丈、長二三十里，溝裡積水深淺不一。沿溝修建碉堡據點，咱灰城村附近就有一個，駐紮一小隊日本兵，不遠處還有一個排的“皇協軍”。
我熟悉地形，領著咱們的人，迂迴到據點之間水淺的地方過溝。有一次，我把八路軍偵察小分隊帶到溝西十幾裡外的永清縣界時，看到一位小戰士滑倒在水中，空殼兒棉衣溼透了，凍得直髮抖。我脫下棉襖，給小戰士穿上。那時候，我年輕，即使遭點罪，挺一挺，也就過來了。
再一項任務，就是組織村民破壞敵人交通。
京津鐵路是日軍侵華的重要補給線，是八路軍敵後破襲的重點。接到區裡命令，我帶著群眾骨幹，拿著鎬頭、鐵鍁、耙子等各式農具，在夜幕的掩護下，急行十餘里，直奔落垡小站。
我們把一條條鋼軌卸下來，全給掀到溝裡。
堤北的灰城村，地勢低窪，土質鬆軟，不宜挖地道。遵照區裡統一安排，晚上，我領人到堤南的朱村，就像電影《地道戰》演的那樣，隔上一二十米，就打一個豎井，再沿水平方向，分頭開挖，直到貫通。
地道有一米多高，藏人的地方寬敞一些，戶與戶相通，村與村相連，在水井、墳地、炕洞等隱蔽處，留有出口。
敵軍出來“掃蕩”，武工隊和老百姓就鑽進地道，伺機打擊敵人。地道里很潮溼，待的時間長了，身上長滿蝨子，艱苦的情況可想而知。
有一次，二區、三區幹部在朱村開會，被敵人發現，武工隊員們迅速鑽進地道里。
在一個姓馬的地主指點下，敵人找到地道的一個出口。他們不敢下入地道，就把一頭身上綁著毒氣罐的小豬放進去。小豬到處亂竄，把毒氣帶進地道深處。武工隊同志不明敵情，有七人被燻倒致死。後來，我們吸取教訓，在地道中設計了防毒、防煙、防水、防滲入的裝置。
1945年8月，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白臉紅臉
日本戰敗投降後，安次縣成了國共激烈爭奪的地區。我們在灰城村外秘密挖大地堡、建隱蔽洞。
一天下午，國民黨新兵團一部包圍灰城村，一個當官模樣的人，用手槍頂著我的腦袋問：“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是這個村的老百姓。”
他又問：“這個地堡是不是你挖的？幹什麼用？”我說，是我領人挖的，現在兵荒馬亂的，老百姓遇上打仗，沒地方跑，就到這裡躲一躲。
這時，幾個傢伙用槍托往我腰上、腿上一陣亂戳：“你小子不老實，你是不是共產黨？”那時，除了入黨介紹人，只有區委書記、區長知道我的真實身份，只要不露破綻，這幫蔣軍拿我沒辦法。
我忍住疼痛，反問他們：“以前，我當過保長，你看共產黨會要我嗎？”這樣一說，還真管用，他們不得不放了我，集合隊伍離去了。
當天晚上，區委書記於善、區長趙榮等人聞訊趕來。聽到我的彙報，於善對我說：“你被敵人懷疑上了，今晚就跟我們走。”
這是1947年7月上旬的一天。為了保護我和家屬，區領導故意在街上佈滿區中隊武裝便衣，以“有通敵嫌疑”的“罪名”，把我五花大綁起來。我老婆邊哭邊攔著，不讓我被帶走，這是佯裝給村裡人看的。
鄰居們為我求情，說：“他可是個好人哪，怎麼能勾結國民黨？”區中隊同志也不搭話，“啪啪”往天上打了兩槍，急忙把我帶到村外。
就這樣，我被組織送到白洋淀裡的冀中十分割槽黨校學習，一個月後，被分配到安次縣二區當財糧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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