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歷史敘述將東周分成兩個時期，前段是春秋，後段是戰國。戰國時代很好理解，那是很直接的描述，那個時代最大的特色，就是幾個僅存的封建大國無止息地彼此爭戰。與敵對的國競爭，持續的戰爭，是之謂戰國。
日本史上也有戰國時期。從1467年到1603年，近一個半世紀政局紛亂，群雄並起，各擁武力互相爭戰，一直到德川家康統一局面，才終結了彷彿沒完沒了的戰爭局面。但日本史卻絕對不會有春秋時期。因為春秋的命名來源，和戰國大不相同。
作為時代名稱的“春秋”是怎麼來的？它來自一本書的名字，那本書是《春秋》，或稱《魯春秋》。魯是封建古國，明確繼承了周人特殊的歷史精神，強調歷史記錄的重要性，是歷史記錄最完整的國。《魯春秋》留下記錄的兩百多年時間，就被稱為“春秋”。
《春秋》的書名來自書中固定的記錄方式，先標示哪一年，然後說什麼季節和哪個月，例如“春正月”、“夏六月”、“秋八月”或“冬十月”。因為每一條都有春夏秋冬，就從中簡稱為《春秋》。《春秋》是目前留下來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其中每一年記錄的條目不多，當然是特別選擇過的，於是我們可以安心地假定，能夠被寫進《春秋》的，應該就是當時人認為重要的大事。
哪些是大事呢？《左傳·成公十三年》中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對照《春秋》，“祀”記錄的相對沒那麼多，但“戎”就幾乎無所不在了。封建宗法的沒落，一方面反映在原本重要的儀式逐漸變得“行禮如儀”，禮不被當作一回事兒，甚至不時被忽略遺忘了，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國與國之間的戰事越來越頻繁。另外《春秋》中經常出現的記錄，是關於繼承的。周人原本建立了嚴密的宗法世系，親族關係規定清楚而嚴格，上一代死了下一代該誰繼承、如何繼承，都在宗法世系中制定好了，但到了這個時候，一個國君或世卿死了，常常引發繼承上的紛爭，顯示既有的宗法規定越來越控制不住局面了。
透過《春秋》，我們能夠了解這些時代大事，不過《春秋》行文簡略，無法細膩地展現當時人們面對大事時，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有怎樣的想法與感受。還好，《春秋》本文之外，還有“三傳”——公羊、榖梁、左氏所書——流傳了下來。《公羊傳》《榖梁傳》基本上是解釋《春秋》字義的，最特別的是《左傳》，採取的形式是“以事解經”，也就是記錄了事件中的人物、經過，甚至對話，補充了《春秋》的簡要內容。
以《左傳》搭配《春秋》，再將前面提到的迪爾克姆《論自殺》放在心上，我們會看見特殊的現象——春秋時期留下了那麼多自殺及與自殺相關的記錄。
其中一個是本系列第二冊《文明的基因》中提過的子路之死。衛國大亂，孔子的一個弟子柴高從衛國倉皇逃出來，遇見了走相反方向要進入衛國的子路。柴高想阻止子路，告訴他衛國大事不可為，子路沒聽，他想的是自己作為衛國公子孔悝的家臣，知道孔悝遇有危險，不能不進去營救。
在衛國國都的城門口，子路又遇到了守門的公孫敢，公孫敢也勸子路別進城。子路的反應是：“現在這是誰在跟我說話啊？是我認識的那個公孫敢嗎？你不是身上也有職務與責任嗎？現在卻為了自身的利益就逃避了。我子路不是這樣的人，我領人家的俸祿，就該去幫人家解決患難。”公孫敢仍然不放子路進城，但城內有使者要出城，子路就趁機闖進去了。
進去之後，子路直接去挑戰挾持了孔悝的蒯聵，蒯聵被激怒了，派兩個力士石乞和盂黶將子路殺了。子路臨死前還故意將自己打鬥中斷開了的帽帶繫好，諷刺蒯聵不知禮，蒯聵氣得下令將子路剁成肉醬。
看完這個故事，請思考一個簡單的問題：換作你，你會做和子路一樣的選擇嗎？進一步想：在周圍你認識的人裡，有哪一個會做和子路一樣的選擇？子路不是十幾二十歲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而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卻以這種方式結束了自己的性命。
宋代儒者葉水心評論子路之死就感慨地主張：在那個時代，因為尚未受到佛老思想的感染，人的生命有一種特殊的元氣。我們先不追究是不是佛老思想影響改變了這份元氣，但事實是，子路身上的確有些和我們一般生活經驗很不一樣的特質。柴高勸子路回頭，公孫敢不願放子路進城，乃至孔子聽說了柴高阻止不了子路的事，痛苦地預言“這回子路死定了”，都清楚顯示子路是在知其必死的情況下做了這樣的抉擇，換句話說，雖然最後死於兩個力士之手，子路實質上是自殺的。只要多有一點求生的意念，他就大可以不進城，大可以不用那種方式挑釁蒯聵，大可以不死。子路之死，死於他堅持將作為家臣的責任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摘自中信出版集團《講給大家的中國歷史3：從列國到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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