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變”暴發後，日本對華制定了“以華制華”“分而治之”的侵略方針，每攻佔一地，就在華扶植失意軍人、政客，成立偽組織、建立偽政權，華北各地隨即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偽組織“維持會”。但隨著軍事侵略的不斷擴大，日本侵略者感到“維持會”已不能適應侵華戰爭的需要，決定建立統一的華北政權。1937年12月14日，以漢奸王克敏為主席的華北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宣佈成立。
1938年2月初的一天，蔣介石命令戴笠派人對王克敏進行嚴厲制裁。戴笠接到任務後，馬上召集手下開會，商討對策。隨後就給天津站站長陳恭澍發了一封特急絕密電報，命其“速赴北平，即刻以最嚴厲之手段，制裁王克敏”。
陳恭澍，河北人，黃埔軍校第五期警政科畢業，曾入南京中央軍校特別研究班學習。1932年加入“力行社”特務處後，便因功從組長、調查主任、北平站站長一路升為特務處本部組長。抗戰爆發後，陳恭澍又出任軍統華北區副區長、天津站站長等職。陳恭澍被稱為軍統的“四大金剛”之一，人送綽號“辣手書生”，1939年3月，曾赴越南河內刺殺汪精衛。
陳恭澍接到戴笠密電後，一刻也不敢耽誤，當晚就帶著天津行動組的人來到北平，找到軍統北平站的毛萬里、復興社華北分社的齊慶斌等特務，商量暗殺王克敏的行動計劃。
對於王克敏在華北的倒行逆施，齊慶斌和毛萬里等人也早就看不下去了，只是苦於軍統及復興社的紀律，不敢輕舉妄動。此刻齊慶斌聽到戴笠要對王克敏下手了，當即來了精神，想了想說道：“王克敏老奸巨猾，神出鬼沒，我們曾試圖掌握他的活動規律，都沒有成功。再加上日本特務機關聯絡部機關長喜多誠一派了很多日本武士做保鏢，要想接近王克敏，難上加難。我覺得要想刺殺王克敏，必須得想辦法打通內線。”
第二天，陳恭澍便將自己打扮成一個錢莊老闆，在北平城裡四處活動，試圖憑著自己的老關係，尋找有可能接近王克敏的內線人物。但遺憾的是，陳恭澍幾乎走遍了整個北平城，卻無功而返。
就在陳恭澍幾乎絕望的時候，他的一位老朋友張作興向他提供了一條極為重要的線索。張作興姐夫家隔壁住著一位姓武的退伍軍官，家中只有年輕的太太，並無子女。有時這位軍官還約張作興喝兩盅。這位軍官常常三杯酒下肚，話就多起來，開始吹噓某某在他手下當過營長、團長，無意中說起有一位在他手下當過連長的人，現在正在給王克敏當警衛隊長。陳恭澍又進一步瞭解到，這位軍官和王克敏的警衛隊長關係很好，兩人常常以兄弟相稱。這位警衛隊長是有名無實，僅為吃糧當差，看家護院而已。王克敏另有貼身侍衛二人，跟進跟出，不離王克敏左右。這位警衛隊長對此相當不滿。
得此資訊後，陳恭澍連嘆上天有眼，當即要求張作興介紹與這位軍官見面。在張作興的牽線下，陳恭澍化名“趙先生”，備了一份厚禮，赴這位軍官家拜訪。陳恭澍對這位軍官曉以大義，要他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幫助他們實施計劃。這位軍官說，那個警衛隊長和他曾經同甘共苦關係很好，即使這次不答應，也絕不會把他抖出去，可以試一下。於是，陳恭澍要這位軍官到警衛隊長家裡走一趟，並且約定時間聽回話。
到了約定時間，陳恭澍和張作興早早便來到了這位軍官家裡，但得到的訊息卻是那位警衛隊長不敢下手。就在陳恭澍等人一籌莫展之際，事情出現了轉機。原來這位軍官在民族大義的推動下，想方設法從警衛隊長那裡打聽到了一個重要情報，王克敏每個星期二下午兩點都會去煤渣衚衕日本憲兵隊所在地和喜多誠一見面。這正是陳恭澍千方百計想要得到的情報。
第二天，陳恭澍便帶人趕赴煤渣衚衕偵察地形。經過一番仔細偵察，陳恭澍基本弄清了煤渣衚衕一帶的地形，並掌握了王克敏出行時的武裝警衛情況。為做到萬無一失，陳恭澍還從天津站調來了幾名殺手，連同陳恭澍本人，共有8人參加這次暗殺行動。
1938年3月28日下午，陳恭澍帶著行動組早早便來到了煤渣衚衕附近，行動組人員迅速準備到位。下午1時45分，王克敏乘坐的車輛緩緩駛來。
此時，坐在大街對面人行道旁小吃攤上的陳恭澍，猛然站起來，表示已經發現目標。當王克敏的車準備左轉時，陳恭澍已將拿在手上的禮帽戴在了頭上，暗示行動人員開槍射擊。看到陳恭澍的訊號已發出，騎腳踏車迎面而來的兩名軍統特工拔槍向王克敏的車猛烈射擊。司機當場斃命，一顆子彈擊中了坐在後排的一個人的頭部，另一顆子彈打穿發動機後又擊中了這個人的右腳。看著大功告成，陳恭澍遂下達了撤退命令。
正當陳恭澍準備向戴笠報告時，卻得到訊息，王克敏僅受輕傷，死的是日本顧問山本榮治。原來，按照慣例，王克敏一般都是坐在汽車後排的，但那天王克敏邀請偽臨時政府日本顧問山本榮治一起乘車前往喜多誠一處。為討好山本榮治，表示對他的尊重，王克敏坐在了前排，而讓山本榮治坐在了王克敏常坐的位置上。就這樣，山本榮治做了王克敏的替死鬼。
王克敏雖然遇刺未死，但自此對軍統心存畏懼，整日坐臥不寧，惶惶不可終日。王克敏知道自己在華北壞事做盡，終究不會有好下場。果不出他所料，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以漢奸罪被捕入獄，病死在北平炮局衚衕陸軍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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