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去所偏，歸於一是

1941年夏天，毛澤東遇到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一件難事，不得不投入很大精力去解決。

6月中旬，他在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送來的財政預算報告中，發現所列各項開支，缺少軍隊和中央一些單位的預算，便寫信給林伯渠提出兩點建議：“凡必不可免之錢，予以慨允”；凡中央、軍隊和地方的預決算，“一概包攬，為之統籌”。

邊區政府負責財政經濟，自然是精打細算，量入為出；毛澤東著眼全域性，要支援中央、地方和軍隊各方開拓局面，則希望保障供給。所處位置不同，對預算的要求難免各異。如果資源充足，消除分歧很容易，問題恰恰發生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邊區經濟最為困難的時候，要統一認識，就要想別的辦法。除了邊區政府主張的“節流”，還需設法“開源”。正是在如何開源的問題上，以高崗為書記的邊區中央局與以林伯渠為主席、謝覺哉為秘書長的邊區政府之間出現了分歧。

爭論的焦點是鹽運政策。陝甘寧邊區北部盛產食鹽，其外銷佔邊區對外出口的90%，如何把邊區北部的鹽運往南部外銷，成為開源的關鍵舉措。高崗等人堅持實行“官督民運”政策，還成立以高崗為主任的運銷委員會，各縣、區、鄉、村四級分別成立運鹽總隊、大隊、小隊、組，實行帶有軍事化的半強制性的管理。此法增加財政收入見效明顯，卻難免增加邊區群眾負擔，操作上也存在一些缺點。林伯渠、謝覺哉主張鹽的運銷應由政府管理，實行自由貿易，即使有強制，也不應把運鹽變成軍事性質的行為。

雙方爭執不下。原則上，高崗和邊區黨的中央局是最高決策機構，而高崗是陝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熟悉邊區情況，是本地幹部的代表，又自恃政策有效，也沒有設法同兩位革命老人很好溝通。林老、謝老則畢竟代表邊區政府，且年高德劭，均是革命的前輩，認為他們說的話，高崗應該尊重。感覺高崗等人不為他們的異議所動，兩位老人便有了些肝火，徑直把官司打到了毛澤東那裡。

毛澤東處理此事的難處也顯而易見。為緩解邊區財政困局，他支援高崗等人的做法，但又不能無視林、謝二老提出的其中若干弊端和減輕稅負的初衷。想來想去，他選擇從做二老思想工作入手，來化解這場政策爭論。從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毛澤東給謝覺哉以及林伯渠寫了10封信，還數次長談，謝覺哉這期間則向毛澤東報送相關材料數萬言。    毛澤東化解這場爭論的方法和步驟，大致可概括如下。

——控制事態，防止爭論擴大蔓延。毛澤東叮囑林、謝二老，“除對中央政治局同志及西北局主要同志可說自己的不同意見外，勿對他人尤其下級人員說不同意見，以免影響執行與造成更深的分歧”。毛澤東首先想到的是控制爭論範圍，以防擴大矛盾，影響大局，動搖現行政策。

——勸二老全面客觀蒐集材料。“勿只注意現行政策的缺點或錯誤方面”，  “要注意現行政策的成績與正確方面，我覺得二兄在這點態度上是不足的”。這是從判斷事物的方法論上指出二老的不足，希望他們不要從先入為主的成見出發來看待鹽運政策。此後，謝覺哉從歷史和現實、正面和反面蒐集了不少鹽運政策材料，報給了毛澤東。

——亮明態度。現行政策固然有毛病，但“我現在還不能同意停止現行政策，採用另一政策，因為另一政策也許要失敗的，或失敗得更大”。也就是說，在現行政策失敗前，要允許高崗他們去試。事實上，在現行政策走不通之前，誰也無法證明另外的選擇就一定走得通。

——敦促高崗等人換位思考。林、謝二老反應激烈，高崗這邊也不是沒有責任。為此，毛澤東督促高崗他們及時同二老溝通，“把事情把關係弄得好些”，還把謝覺哉反映鹽運政策弊端的材料轉給高崗等人，提出“你們有此類調查否？是否你們所得的僅偏於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實際則基本是壞的，即是說運鹽是行不通的”。根據毛澤東的要求，高崗等人立即組織調查，並向毛澤東做了彙報，承認運鹽工作確實存在三個方面的缺點。

——自己調查研究，掌握財政經濟的執行規律。毛澤東這段時間花了不少精力研究邊區和國統區兩方面的經濟材料，中央政治局或書記處開會，幾乎每次都要討論邊區財政經濟和鹽運政策，並正式委託毛澤東召集林伯渠、謝覺哉、高崗、陳正人、王明、任弼時、朱德商談邊區經濟工作。這些做法，為統一思想提供了認識基礎。

——向林、謝二老表達研究邊區財經的心得和觀點。毛澤東告訴二老，要打破邊區財經困局，一是發展經濟，二是平衡出入口，“只要此兩點解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此兩點的關鍵，即糧鹽二業的經營”。“據此以觀今年鹽的官督民運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當的。”當然，毛澤東也說自己的見解或許還不深刻，二老“覺得有錯誤，即祈毫不客氣，一一指正，以歸一是”。

——在認識漸趨一致的時候，再從思想方法上開導林、謝二老。毛澤東擔心二老礙於面子或，難從心底裡接受自己的觀點，在給謝覺哉的信中，寫了下面這些話：“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於一面。對下情蒐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願）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的，後覺不對了，改取了新的觀點。”“此次爭論，對邊區，對個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會歸於一是。”又說：“事情只求其‘是’，閒氣都是浮雲。過去的一些‘氣’，許多也是激起來的，實在不相宜。我因聽得多了，故願與聞一番，求達‘和為貴’之目的。現在問題的瞭解日益接近，事情好辦。”這些話，說理透徹，詞意懇切，態度也謙恭有禮，對林、謝二老的觸動不難想象。

最後，毛澤東在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等問題做了系統發言，涉及鹽運政策的爭論，他正式表態：“平衡出入口，要使鹽大量出口，現在採用組織人民運鹽的官督民運辦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辦法。運鹽要不違農時，進行政治動員，組織勞動力。”後面這兩句話顯然吸收了林、謝二老的意見。毛澤東還說，增加群眾負擔，主要反映在“勞役”問題上，“由於陝甘寧邊區有革命的民眾，勞役是可能的；由於戰爭，勞役是必需的”。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意見，爭論就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