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五月初五的端午節，又稱端陽節，是中國重要的傳統節日。端午節那天有掛艾草、飲雄黃酒、吃粽子、賽龍舟等習俗。其中，賽龍舟是端午節的重要習俗，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也稱“龍舟競渡”，這項活動最早可追溯至戰國時期，據說是為紀念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據南北朝時期梁朝人宗懍所撰的《荊楚歲時記》記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人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由此可見，在廣袤的荊楚大地，龍舟競渡是人們紀念屈原和表達愛國情感的重要方式。
然而，龍舟競渡這項悠久的民俗活動，在抗戰時期卻遭到國民黨湖南省政府的嚴厲禁止。據1936年6月20日《湖南通俗日報》報道，湖南省政府訓令水上警察局：
曾據湖南省會警備司令胡達呈，竊查本市居民，每逢廢歷端陽，舉行龍舟競渡。先期預賽，正期競渡，百十為群，每生械鬥。歷年以來，曾蒙鈞府出示嚴令，並由職部及水警局遵令制止在案。現距端節期近，又值國難嚴重時期，如任聽其舉行，府恐釀生事故。應請鈞府察核，仍照往例出示嚴禁，茲令飭水警總局先期制止，以保公安。
從以上訓令中可以看出，端午節的龍舟競渡歷年來被湖南當局所嚴禁，其原因是人群聚集常引發械鬥等糾紛。以上訓令除飭令湖南全省水上警察局遵辦之外，還要求該局通飭各屬嚴切宣禁，以維護各地治安。於是，該局又立刻將這項訓令下達各屬，令各屬嚴格遵辦，嚴厲查禁。
當時，恰逢湖南國術館館長竺永華等人向湖南省政府呈報，準備在省垣長沙組織“划船比賽會”，省政府以“因逢國難時間，匪氛未靖，影響治安”為由，拒絕批准此項呈報。省政府批示雲：“以國難嚴重，對於省會民眾廢歷端節划船競賽，擬請援例禁止，等情前來業經指令照準。值此匪氛未靖，深恐奸究潛藏，影響治安，所請擬舉市民划船比賽會，著無庸議，仰即知照毋違。”
可見，湖南當局在端午節禁止龍舟競渡一事上的堅決態度。
應當說，從維護治安的角度出發，湖南當局禁止在端午期間舉行龍舟競渡確實有一定的道理。要知道，雖然當時歷史的車輪已經駛入民國，但湖南各地的封建宗族勢力卻依舊十分龐大，尤其是當多個宗族參與龍舟競渡活動時，往往因為失敗方不服輸而釀成打架鬥毆事件，且這多為群體性的械鬥，極易導致命案的發生。甚至在各宗族間結下仇怨，出現每遇即斗的惡劣情形，造成地方秩序的嚴重失範。傳統習俗由此異變為“惡習”和“陋俗”，這無疑背離了龍舟競渡的本來意義。
此外，龍舟競渡本身還存在著嚴重的人身安全問題。例如，據《長沙縣誌》記載：“解放前，沿瀏陽河兩岸每座廟宇都有龍舟一至二艘，分河東、河西兩派，歷年競賽中均引起鬥毆，發生毀船和人員傷亡事故。最嚴重的一次是民國七年，死四人，傷者未計。”又據《婁底市志》記載：“民國十三年（1924），龍舟賽中一次淹死四人，湘鄉縣政府曾明令禁止。”
可見，從維護社會治安和保障人身安全的角度來看，禁止端午龍舟競渡存在一定的道理。
但是，湖南當局的行政訓令，顯然是罔顧了廣大民眾的情感表達和利益需求，官府禁渡與民間內涵。
誠然，龍舟競渡確實存在一定的治安隱患，但若對這項在湖南流傳數千年的民俗活動採取一禁了之的辦法，顯然是當局的因噎廢食之舉。
事實上，民眾對龍舟競渡既有參與的熱情，亦有觀看的樂趣。當時，湖南的沅陵地區就流傳著一首民謠：“兒劃頭，孫劃腰，鬍子老爹來掌艄。”形容的是全家祖孫三代參與龍舟競渡的盛況，這無疑反映了民眾參與這項活動的高度熱情。例如，1926年，參加北伐的賀龍在湖南沅陵組織龍舟競渡，當時就有20餘條龍舟參加比賽，許多鄰近縣的民眾也紛紛慕名前來觀看。
據說，湖南的汨羅江畔也有句關於端午的俗語：“牛歇穀雨馬歇社，人不歇端午惹人罵。”意思是端午是要休息的，因而自然有閒暇時間去觀看龍舟競渡。民國吳晦華編纂的《長沙一覽》就記載：“各坊市造小舟，置龍頭於舟首，競渡奪標為戲，男女觀者盈岸。”可見，龍舟競渡這項民俗活動有著極為廣泛的民眾基礎，湖南當局雖三令五申地嚴加禁止，但在實踐中的效果卻大打折扣。
由於湖南各地的龍舟競渡活動仍舊是屢禁不止，因競渡而導致的集體械鬥和人員傷亡依然時有發生，為此，長沙市水警當局便在1937年作出妥協，要求龍舟競渡的組織者作出具結，保證不發生械鬥。同時，該局還派出水警沿河監視，以維持治安。由此可見，龍舟競渡這項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傳統民俗活動，是難以用行政權力完全禁絕的。
值得一提的是，禁止龍舟競渡曾在多個歷史時期出現過。例如，宋朝初年，龍舟競渡便被官方明令禁止。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夏四月戊子，禁湖南競渡。乾德五年（967）夏四月戊子，禁民賽神為競渡戲。”當然，宋初的禁令不久後就被廢止，龍舟競渡亦逐漸風行。到元代，龍舟競渡又遭到官方禁止，統治者認為龍舟競渡是亡宋的節日風俗，“不惟有傷人命，亦恐因而聚眾，不便於將來”，但民間仍然有龍舟競渡的活動。在“文革”期間，龍舟競渡被視為帶有迷信色彩的“四舊”而遭到取締，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慢慢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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