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是否也是戰犯”？日本裕仁天皇的“免責之路”

1945年9月18日，日本戰後第一任首相東久邇宮稔彥王（從8月17日至10月9日擔任首相，總計54天，是日本歷史而計劃實行”。顯然，這番說辭並不能說服眾人，畢竟《大日本帝國憲法》早就規定天皇有開戰與停戰的許可權。日本國民之所以停戰也是由於聽到天皇的詔書，那麼開戰的責任理應由天皇承擔。

不過，美國人為了掌控日本，暗自思索著如何為天皇開脫。這時候，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的重要謀士邦納·費勒斯准將就顯露出自己的作用。早在1943年11月，作為情報協調局的後身——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前身）的宣傳專家，費勒斯就來到菲律賓，專門從事對日宣傳工作。在他的幫助下，麥克阿瑟的軍隊對日軍俘虜採用了嶄新的教育模式：天皇熱愛和平，但軍國主義分子背叛了天皇，為了一己私利發動戰爭，只有幫助美國把日本軍部打倒，才能保全天皇。這種“清君側”思維與很多日本中下層士兵的想法非常貼合，促使很多日軍俘虜轉而協助美軍，使美軍順利獲得相關軍事情報，終結二戰。

1945年10月2日，已經抵達日本的費勒斯給麥克阿瑟撰寫了一份備忘錄，指出太平洋戰爭開戰詔書“顯示出天皇無可免除的責任”，但同時也提到日本“大眾對裕仁有著異乎尋常的敬愛之心”，而且天皇的停戰詔書“讓數萬乃至數十萬的美國人免於死傷，讓戰爭比預定更早結束”。如果現在就讓裕仁作為戰犯接受審判，日本的“統治機構有可能崩潰，全國性動亂也在所難免”，這將大量牽扯駐日美軍的精力。

在美國的支援下，1945年11月5日，日本第四任首相（戰後第二任）幣原喜重郎針對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頒佈決議，稱天皇“軫念於對美談判之中和平妥協”，“開戰決定乃至完成作戰計劃等事項均遵從憲法運用上的慣例，因而無法推翻大本營、政府所定下的決定”。很明顯，這份提案已經開始偏重於“憲法運用上的慣例”，亦即按照美國人所能理解的口吻來探討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

經過周密準備，1946年1月25日，麥克阿瑟向美國陸軍傳送了有關天皇的長篇絕密電文：“如果將天皇指控為戰犯，將會引起日本國民無法想象的震動，這一結果將會帶來無法平息的混亂……政府各大機構將會崩潰，文化活動將會停止，混沌無秩序將會繼續惡化，山區將會出現游擊戰……在我看來，如果近代以來匯入民主主義的希望逐步消失，國民必然會分裂，也必然會有堅持共產主義路線的強勢政府產生。”

隨著二戰的結束，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美國也對自身在東亞的利益有所擔憂。這一時期，盟軍大量成員國也提出“審判裕仁”的要求，除去中國明確將“日皇裕仁”列為起訴物件外，澳大利亞也因戰爭期間多次受到日軍襲擊而對指控天皇持積極態度。為了保證戰後改革順利進行，麥克阿瑟不得不用長篇電文表明自身態度，最終獲得認可。美國政府隨即聯絡英國、法國、蘇聯等，以各種方式確保盟軍各國不再對天皇提出訴訟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