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朋友圈

魯迅說：“友誼是兩顆心真誠相待，而不是一顆心對另一顆心敲打。”

瞿秋白、茅盾、蕭紅、柔石、內山完造……他們身份不同，卻都活躍在魯迅的朋友圈。在魯迅的會客廳裡，他們與魯迅的交往成為了魯迅生活中的一部分。

朋友：寂寞生活中的調味劑

在山陰路上，住著許多魯迅的摯友。

在山陰路145弄，住著一位日本人，他的名字叫尾崎秀實。尾崎出生於臺灣，所以他的中文非常流利，對於中國文化》社駐上海特派員的尾崎在上海與中國左翼作家交往甚密，其中就包括魯迅先生，他還曾將日本左翼記者山上正義翻譯的日文版魯迅《阿Q正傳》贈予魯迅。

比尾崎秀實出名得多的自然是內山完造。內山完造因為他經營的書店而聞名於世。魯迅在景雲里居住的時候，他過著一種半封閉的生活，遷居於大陸新村，魯迅的生活習慣依舊沒有太多的改變，依舊是位超級宅男。虹口公園（即今魯迅公園）離此很近，可是他卻極少光顧，偶爾，會去看場電影，絕大多數時間，他都喜歡與書籍為伴，讀一下魯迅日記就知道了，他最愛去的地方，就是那家內山書店。

除了日本友人，對魯迅來說，中國的作家朋友也是他寂寞生活中的調味劑。1933年4月14日，也就是魯迅從四川路的公寓遷往大陸新村的第三天，他的老友茅盾前來他的新居祝賀他喬遷之喜。魯迅就對茅盾說：“你為什麼不搬過來呢？這裡還有空房。”茅盾問：房租幾何？魯迅答：六十元。要知道，這是個非常昂貴的數字，在上海，也就是魯迅這樣的頂級名作家租得起。茅盾倘若沒有出版暢銷書《子夜》賺了一大筆版稅，恐怕就做不成魯迅的鄰居了。幸好有這樣一筆錢，他思慮再三，還是決定搬到山陰路132弄6號（原施高塔路3弄29號），主要還是覺得“同魯迅住得近，遇事商量也方便”。確實，茅盾搬到山陰路之後，與魯迅的聯絡更為頻繁，只是魯迅來茅盾家少，茅盾到魯迅家去坐坐卻是常有的事。

魯迅與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在山陰路住了兩年，1935年3月，茅盾搬往信義村。搬家的前一天，茅盾到魯迅處與魯迅辭別。當天，茅盾覺得魯迅不佳，就站起來向他告辭。沒想到魯迅拉住他，對他說了一個讓他震驚的訊息：“秋白被捕了。”

瞿秋白是與魯迅關係最密切的摯友之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魯迅把清代何瓦琴的集句書贈瞿秋白，可見兩人親如手足的情誼。

說起來，為兩個人友誼牽線的是俄文。1931年，瞿秋白來到上海從事革命文化工作，正繼續俄文翻譯的魯迅從馮雪峰處聽說瞿秋白精通俄文，急切地說：“我們抓住他，要他從原文多翻譯這類作品，他的俄文和中文確是最適宜的了。”魯迅在一封致瞿秋白的信中，親切地稱瞿秋白為“敬愛的J.K.同志”，在現存1700多封魯迅信札中，稱對方為“同志”的，僅此一封。在這一時期兩人的交談中，瞿秋白經常把自己構思的腹稿講出，徵求魯迅的意見，經修改補充，由他執筆，以魯迅的名義發表。兩位好友的觀點相近，風格近似，有時候連魯迅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誰寫的文稿。

對魯迅，瞿秋白也是非常崇敬，他對魯迅的文字非常喜愛和熟悉，在很短的時間內他為魯迅編成《魯迅雜感選集》，並寫好了序言。瞿秋白在這篇序言中系統分析了魯迅在新文化運動和左翼文藝運動及整個思想、文化鬥爭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雜文的價值，可以說，他是最懂魯迅的朋友之一。

1934年，瞿秋白接到黨的通知，奉命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1935年3月被國民黨武平保安團所俘，6月在福建長汀英勇就義。由於訊息的阻塞，魯迅在7月30日和8月9日還在設法籌資營救。就在離開魯迅故居幾步開外的地方，是瞿秋白的故居（山陰路133弄12號，原來的東照裡）。上世紀30年代，瞿秋白失去了黨內的領導職務，既要躲避國民黨的明槍，又要提防王明“左”傾路線的暗箭，一時間危機重重，瞿秋白和夫人楊之華經常投奔魯迅避難，魯迅就讓內山完造為瞿氏夫婦在山陰路上定了一套房子，就在魯迅家的對面，冒著生命危險掩護他們。但事實上，瞿秋白在這裡只住了3個月。

自從瞿秋白到蘇區後，魯迅、茅盾等當年的舊友就一直擔心他的安危，茅盾深知，瞿秋白這次被捕，凶多吉少。

秋白終究還是就義了。魯迅、茅盾、鄭振鐸等瞿秋白生前好友決定整理出版一部瞿秋白的文集。9月4日，魯迅約茅盾到他寓所，茅盾趕到時已經是掌燈時分，魯迅輕輕拍著兩大摞的原稿說：“都在這裡了。”茅盾一看，心裡估算了一下，大概有100萬字，怎麼編呢？魯迅說：“之華的意思是先出著作，因為這些是秋白的心血結晶，比譯文重要，我則認為譯文收集得比較全，編選也容易，著作則編輯困難甚大，非短時間所能完成，不如先將譯著出版，一面繼續收集作品。”魯迅把裁決的重任交到茅盾的肩上。茅盾笑著說：“裁決我不敢當。”最後，茅盾還是同意了魯迅的意見。

魯迅為摯友瞿秋白的遺作《海上述林》嘔心瀝血，而這一年，也正是魯迅沉痾不起的一年。

瞿秋白犧牲的噩耗傳來，從沒間斷過的魯迅日記，中斷了25天，但他仍在短期內完成了亡友60萬字的譯著遺文的校對工作，並用與朋友們募集的印費，把這部書以瞿秋白的別名“史鐵兒”的名義出版。1936年7月17日，面對這部書下卷排版工作的拖沓，魯迅在致楊之華的信中悲哀地寫道：

秋的遺文……被排字者拖延，半年未排到一半。其中以高爾基作品為多。譯者早已死掉了，編者也幾乎死掉了，作者也已經死掉了，而區區一本書，在中國竟半年不能出版，真令人發恨（但論者一定倒說我發脾氣）。

遺憾的是，魯迅先生還是沒有等到下卷出版就離開了人世。

提攜青年朋友

在上海期間，魯迅已是文壇明星彙集之地，恰好滿足了魯迅的胃口，光顧過的餐館有記載的至少75家。

在魯迅家吃飯的，以進步青年居多，蕭紅、蕭軍是吃的次數最多的。蕭紅還給魯迅做過東北名吃“韭菜盒子”。雖然做得不太好，魯迅卻愛吃極了，想多吃一個，還得向許廣平請示。蕭紅是魯迅家中最後一個留飯的客人，為她赴日餞行。怎知3個月後，魯迅因病辭世。

1937年，上海的萬國公墓，一位青年女子祭拜著魯迅先生，她神色肅穆，低頭不語，眼中飽含著悲傷的感情。這個青年女子不是別人，正是以《呼蘭河傳》馳名於中國文壇的作家蕭紅女士。在這裡面的那個留著一字胡的男人，是她的良師益友。

當年蕭紅和她的丈夫蕭軍來到上海時，囊中羞澀，舉目無親。當魯迅見到他們，他不僅沒有嫌棄這兩個落魄的年輕人，還取出了20塊錢遞給他們救急。在當時，這20塊錢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了。魯迅的這筆錢對二蕭來說正可以說是雪中送炭，因此蕭紅蕭軍對魯迅更加敬重，三個人也因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他們兩個人乾脆將自己的家搬到了魯迅先生家附近。

兩位年輕人還得到了魯迅先生的提攜。魯迅非常欣賞蕭紅的文字，極力推薦她的作品。蕭紅也很快成為了文壇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