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等軍功爵制”
壘起一個龐大的帝國
秦帝國擁有同時期最優秀的軍事最高統帥和戰神（比如蒙恬、王翦），同時也擁有最先進的武器裝備，紀律最嚴明的虎狼之師。
秦始皇的目標十分明確，“凡大秦大軍所到之處皆為我大秦國土，其子民也皆為我大秦子民，毫不例外。”在滅六國、戰匈奴、平百越後半程，秦軍甚至達到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無敵狀態。
秦人自西起勢始，即深染夷風，所治之民又多屬夷狄，因而民風彪悍。戰國時人朱己曾對魏王說：“秦與戎狄風俗相同，有虎狼之心，貪婪、暴戾，好利而無信，不知道禮儀德行。”《淮南子》也認為秦國的風俗是“貪婪兇狠、剛強有力，熱衷於利慾而缺少仁義道德”。
原本秦人就有尚武的傳統。戰國中期，商鞅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種傳統。
商鞅變法，軍事上設立了二十級爵位，每級都有不同的名稱，其順序從下到上依次是，公士、上造、簪嫋、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長、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關內侯、徹侯。
爵位幾乎是用軍功來體現。比如，士兵斬得敵首級一個，即賞爵一級。軍吏所率軍隊若能完成規定任務，軍吏則被賜爵一級。按規定，軍隊攻城能斬獲敵首8000以上，野戰能得到敵首2000以上，就算達到了規定的數目，各級將吏人等均可賜爵一級……凡此等等，規定之具體，操作性之強，盡人皆知。
這種用敵人頭顱來邀功請賞的激勵機制，會讓所有秦軍上下熱衷於戰爭。這樣的“目標考核”很明確也很實用，所以每一個上戰場的秦兵，都會睜大血紅的雙眼，嗜血般撲向每一個敵人。每個戰場上計程車兵都有機會從第一級的公士起，積功直至第二十級的徹侯。
在耕戰為本的大秦帝國，爵位是一個人身份地位的重要表徵，與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緊密聯絡在一起。如果想要優渥的生活，每增加一級爵位，就可以從國家那裡得田地一頃、宅地九畝。如果想要光宗耀祖，也可以根據級別換來相應的官職，比如爵位是第一級的公士，可以為50石之官，若爵位是第二級的上造，可為100石之官，若爵位是第五級的大夫，可為縣尉，並得到6個奴隸的賞賜等等。有爵位者還擁有使無爵位者作為其“庶子”來為其服役的權利，每級爵位可以向國家申請一個庶子……
不僅如此，還有更多更吸引人慾望的刺激。比如，如果你犯了罪，同樣可以提供庇護。若同犯一種罪，公士以下要判四年，而上造只判三年。上造以上爵位的人犯罪，只受降級處分，而一級以下爵位的人犯罪就要被奪爵……那些立了戰功的人即使死了，也能享受世人的崇敬。於秦帝國芸芸眾生而言，這樣的“折算”很有市場。
有了“二十等軍功爵制”作後盾，整個帝國的一切功名利祿都有了具體的量化。從一個小兵晉爵到將軍、後被封為武安君的秦將戰神白起，就是一個極好的榜樣，他的崛起成為所有秦兵在戰場上最大的動力源泉。
對於一個普通老百姓而言，功名利祿都可以在戰場上收穫到，那為什麼不拼死一搏呢？對於秦帝國而言，這無疑是最好的戰爭動員令，每一個人都渴望著戰爭，豈有不贏之理？
軍令如山，誓死前行，將行令止，鼓鳴兵進。
“二十等爵”規定十分直接和明確，是否被授予爵位，完全取決於一次戰鬥下來，你能夠從敵人的脖子上取回幾顆腦袋，這就叫作“首功”。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戰場上，秦軍看到敵人就像餓狼看到獵物一樣，會兩眼放綠光，號叫著奔突過去。
《史記》甚至記載，戰場上還出現過為了爭奪敵人首級，秦軍自相殘殺的情況。
大秦帝國就是一輛體型巨大的戰車，無論君王還是百姓，都被綁上了這駕高速開啟的戰車。戰爭，某種程度上講已經成為秦帝國的全部。
聞之色變的“秦律”
秦以法治國，法律嚴酷空前絕後。
正如賈誼在《過秦論》中所總結的：“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以至於到最後，“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
秦朝法網嚴密，名目繁雜，明法壹刑，事皆決於法。1975年冬天，荊楚大地一個叫“睡虎地”的地方，出土了上千枚秦竹簡，其內答囊括了幾乎所有的《秦律》。關於秦帝國的一些文史記載，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直接的答案。
《史記·陳涉列傳》記載的陳勝吳廣起義緣由，就是因為嚴酷的刑法，“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睡虎地出土的秦簡“說”得更為具體，地方為朝廷徵發徭役，如果耽擱，不加徵發，應罰兩副軍甲。遲到三天至五天，應受斥責，六天至十天，罰一盾牌，超過十天罰一軍甲。如役夫誤期六天至十天，管理役夫的官員將被罰一個盾牌，如誤十天以上將罰一副盔甲。
戶籍管理的寬與嚴，最能反映出一個朝代的治理狀況。商鞅變法最有效的經驗之一，便是建立了“什伍連坐制”。“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
同時嚴格規定，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勞力以上的都必須分居，獨立編戶，同時按軍事組織把全國吏民編制起來，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不準擅自遷居，相互監督，相互檢舉，若不揭發，十家連坐。
這種嚴苛的法律，把所有人都牢牢地“釘”在一個個“小格子”裡，讓你動彈不得。
秦的社會組織相當嚴密。早在秦獻公十年（前375），秦國就建立了以“告奸”為目的的“戶籍相伍”制度。後來商鞅規定，不論男女，出生後都要列名戶籍，死後除名；還“令民為什伍”，有罪連坐。秦律載明遷徙者當謁吏轉移戶籍，叫作“更籍”。
秦王政統治時期，戶籍制度趨於完備。秦王政十六年（前231）令男子申報年齡，叫作“書年”。據云夢秦簡推定，秦制男年十五（另一推算是十七）載明戶籍，以給公家徭役，叫作“傅籍”。
書年、傅籍，也成了國家徵發力役的依據。
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即令百姓自己申報土地。土地載於戶籍，使國家徵發租稅有了主要依據。戶籍中有年紀、土地等項內容，戶籍制度也就遠遠超過“告奸”的需要，成為國家統治人民的一項根本制度。
及至上述所說的爵級，就載入戶籍，戶籍構成了每一個秦人的身份憑證。
秦律的直接操盤手商鞅，在秦國大施酷刑，比如“棄灰之法”，即有棄灰於道者，要受到黥刑（臉上刻黑字）的懲罰。“連坐之法”，即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一家藏奸，什伍連坐。“鑊亨”之刑，即用烹煮食物的無足鼎鑊來煮人致死；“鑿顛”之刑，即開鑿頭顱致死；“抽肋”之刑，即抽去肋骨致死……後人劉向論及商鞅，稱其是“內刻刀鋸之刑，外深斧鉞之誅”。商鞅還在其作品集《商君書·說民》中，用短短16字將法家施政的邏輯闡釋得十分清楚：“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即，明君之所以能得到百姓的擁戴，是因為美善的德行，德行即來自刑罰。刑罰可以產生力量，力量可以產生強大，強大可以產生威嚴，威嚴又可以產生德行，廣而言之，德行來自刑罰。
這一制度邏輯與“二十等軍功爵制”一脈相承，或許正是這樣的施政邏輯，讓大秦走上了不歸之路。
“秦人，其生民也狹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執，隱之以厄，忸之以慶賞，鰍之以刑罰。”公元前3世紀，有一本名叫《荀子》的儒家著作，分析了當時的軍事強國齊國、魏國和秦國，認為秦國惡劣的地形造就了粗獷、堅韌的人民，只有強有力的獎懲才可以控制他們。
商鞅之法可謂“酷”矣。就是這種嚴刑苛法，雖然在秦國行之10餘年，便出現了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的局面，但卻突然“猝死”，只給後世留下了一個值得研究和深思的現象。大秦帝國的覆亡，或許也正與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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