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閻錫山的密碼暗戰

“新桂系三巨頭”之一的黃紹竑，於中原大戰後脫離桂系，到南京國民政府任職。一次他與長期在蔣介石身邊參贊軍務的賀國光談到中原大戰期間桂系進軍湖南，賀國光對他說：“十九年（1930）在湖南作戰，你和李德鄰、白健生來往的電報，我們都完全知道。有一通好像你的手筆，我念給你聽聽，對不對？”結果賀國光念出來的，確是黃紹竑親擬的電稿，一個字也不差，令其非常詫異。1937年冬，黃紹竑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在山西協助閻錫山指揮作戰，他看到閻錫山的譯電室，每天收到各戰場情況和各軍行動的電報很多，以為是他們在各地都派有專人彙報情況，結果閻告訴他並非如此，“是由無線電偷聽推譯出來的”。

黃紹竑由此感慨道：“中國的密電碼，是太不秘密了。”正如黃紹竑所觀察到的，在國民黨各派系中，蔣介石與閻錫山是對破譯密碼著力最深、獲益最多的兩位，而他們之間的密碼戰也較量最多、持續最久。

分別組建密碼破譯機構

閻錫山較蔣介石更早開始密碼破譯。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夕，閻錫山的親信梁航標前往洛陽與吳佩孚聯絡，偶然倉促外出未攜帶密碼本，而恰巧又收到閻錫山發來的密電，梁航標只好憑記憶的該密碼組織規律反覆試驗，結果譯出了電文。梁航標返晉後，向閻錫山彙報了這個特殊經歷，閻錫山遂指示他進一步研究如何破譯密碼電報。梁航標時任閻錫山屬下的交際處處長，他遂以交際處名義掩護開展密碼破譯工作，交際處即成為最初的密碼破譯機構，後又多次增加人手，幾經改編，定名為電務處，成為閻錫山手下破譯無線電報和有線電報的秘密機構。

蔣介石方面的密碼破譯工作，始於北伐戰爭時期，是由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機要科科長的陳立夫開創的。晚年陳立夫在其關於北伐時期的回憶中，最為自豪的兩件事是最早引入無線電臺和負責密碼製作及破譯密碼。陳立夫提到，“民國十六年（1927，編者注）年底，唐生智叛變，而我們就將他發給同謀者的電文，一一地破譯出來”。他還具體談到了是怎樣進行的破譯，“原來，唐生智的那些人不察，他們把若干攻擊蔣公的密電電文發表在報紙上，我們就把這些資料連同電信局裡所獲得的密碼電文資料一齊詳細研究後，就明白他們的密碼組織了”。

鑑於這一成功經驗，每當北伐軍佔領一個地方，陳立夫就派人會同負責軍事通訊的交通處人員一同接管當地電報局，而電報局負責人“必須同意把電信局所有電文底稿複寫一份送給我們，這樣我們很快就獲得所有各地發出的電報底稿，拿到這些資料，首先找出一些關鍵的字，慢慢地就不難譯出整個的密碼”。因為這個時期的電報還是以有線電報為主，即使是軍隊通訊，也是使用的民用線路，而各地電報局按規定都會留存報底，所以陳立夫他們透過蒐集電報底稿來破譯密電很有成效，在對付唐生智、石友三和桂系的過程中“確實對於軍事貢獻不少”。蔣介石因此親自召見有關人員予以嘉勉，稱他們的工作為“知彼”的工作，“功效勝過十師的軍隊”。

陳立夫之後，由接任他工作的毛慶祥執掌密碼破譯工作。但因其工作極其秘密，外人所知不多。比如民國無線電通訊界元老吳勳如即認為：“國民黨的偵譯工作始於1928年。”並指出創始者為溫毓慶。吳勳如在抗戰期間曾擔任國民黨密碼破譯機構的領導工作，與溫毓慶等人接觸密切。據他所述，“1928年間有個溫毓慶博士，曾留學美國，長於數學，自稱能破譯各種密電碼，與宋子文是同鄉同學。經宋向蔣介石推薦，蔣認為很用得著，但不知實際本領如何，叫他試試看，每月給予3000元作各項開支。溫遂在上海租了一所洋樓，樓上做工作室，和他的助手黃季弼、聶文遜等（均是親戚關係）一同研譯密電。樓下安裝收報機兩部，僱用黃綿民等幾個報務員，守聽截收北方閻錫山、馮玉祥和一些非蔣介石嫡系的電報，收下便送樓上，所以閻馮未反蔣前，蔣便心中有數，作好預防”。

吳勳如所述溫毓慶、黃季弼等人在上海開始密碼偵譯工作的情況屬實，但後來溫毓慶因人事傾軋而退出，該機構工作就由黃季弼來負責，被收編到蔣介石的總司令部機要室，在機要室主任毛慶祥領導下，定名為電務股。這也是蔣介石方面第一個成建制的密碼破譯機構。

中原大戰中的激烈密碼戰

1930年5月至10月，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國民黨新軍閥間發生的中原大戰，是中國近代以來規模最大、耗時最長的軍閥混戰。在這場戰爭中，蔣、閻之間的密碼破譯機構也展開了較量。

1929年6月，馮玉祥由陝來晉，住在太原晉祠，與閻錫山密商反蔣事宜。蔣介石派來山西的代表方本仁探知馮玉祥動向，遂擬具密電，請蔣介石從石家莊派人秘赴晉祠劫持馮玉祥。方本仁將密電交山西省交際處代發有線電報，被破譯後呈報閻錫山，閻錫山即命令將電文中的行動日期“二”日改作“五”日發出，然後從容安排馮玉祥移居五臺縣建安村，使蔣方人員撲了個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