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之“劍”

季札是春秋時期吳國的王子。他天分甚高，且賢明博學，不僅父王壽夢喜愛無比，幾個哥哥也是心悅誠服，因而在諸侯國中很有威望，其他國家的執政者熱切邀請他前去訪問，以一睹他的風采，領略他道德學問的高妙境界，並期待能建立良好的個人關係。在一系列出訪活動中，他先後拜訪了晏嬰、子產、叔向等多名賢士，都得到了很高的禮遇和讚賞。

在古代，大凡禮儀活動，往往都少不了寶劍的影子，緣於它既可防身，又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因而，古人對它自然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季札在訪問徐國時，徐國國君就喜歡上了他的寶劍，而且是非常喜歡，簡直到了愛不釋手的地步。心明眼亮的季札讀懂了徐國國君這特別的語言，他渴望將這把寶劍永久掛在自己身上。但是，季札還要去他國出訪，作為必不可少的禮儀之物，實在難以贈劍執禮兩全，就沒有慨然贈劍，以成其美。不過，季札在心裡已經決定待完成出使任務就送給他。可是，令季札一萬個想不到的是，等他出使回來再到徐國贈劍時，這位鍾情寶劍的國君已經不在人世了。季札十分悲痛，最後，把劍掛在這位國君墳墓的樹上就離開了。徐國百姓聞之，非常感動，情不自禁地引吭歌曰：“延陵季子（季札因封地延陵而得名）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劉向《新序·雜事卷七》）

季札之劍，乃吳國寶物，然而，他不重國寶重心諾，著實令人讚歎。此時，垂於天地間的，已不單是一把寶劍，而是一座巍然挺立的精神大廈。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竊以為，這個“信”內涵有二：一是你對別人守信，二是你在別人眼裡值得信。只有自己守信用，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只有得到別人的信任，辦事才能成功才能正常、和諧、健康地運轉。否則，必陷入爾虞我詐、無休無止的內耗和紛爭中，什麼事都辦不成。 孔子對此看得十分真切，故而語之諄諄地告誡人們，人如果不講信譽那怎麼可以呢？

季札顯然是深深地讀懂了這一點，徐國國君對季札很欽敬，很友好，季札內心同樣十分尊敬對方，把他看成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對他心裡“有”,而不好意思表達出來的那層“意思”,心裡已經做了贈予的承諾。如今，徐國國君雖然人不在了，但他的墳墓還在，只要真想做，就一定能做到。天地可以作證，徐國百姓可以作證，道義永遠比國寶分量重。徐國百姓發自內心地詠贊的也不是這一把價值連城的寶劍，而是人世間最為寶貴的真誠和道義。

按理說，徐國國君只是從神情上表現出了對季札這把寶劍的喜愛，並沒有開口請求，連一個字也沒有，季札當然也沒有任何關於寶劍的一點點表示，因而自然也就談不上“求”與“諾”這個問題了。可是季札卻這樣說：“徐國國君心儀這把寶劍，我心裡也已經答應給他了。如今他不在了，就不再給他寶劍，這是欺心，而違背自己的良心做事，正人君子是不會這樣做的。”（“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在季札看來，生於世上，立於天地之間，良心比什麼都重要。

關於良心，宋代大儒朱熹這樣謂之：“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它是與生俱來的，不被外物環境所左右的那顆本真之心、自然之心。黑即黑，白即白；是即是，非即非。一切所思、所想、所為都遵從內心真實的判斷的話，該說不該說，該做不該做，就都有主張了。

季札之“劍”,穿越歷史的煙雲一直閃亮了兩千多年，猶如茫茫暗夜中的燈塔，照徹人類的未來之路。季札原也想將寶劍贈給新任的徐國國君，以完成自己那個未了的心願，可是新國君卻沒有接受，他是這樣說的：“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也就是說，寶劍再貴重，也重不過信義，我怎麼能無緣無故就接受人家的國寶呢？這說的還是劍嗎？儼然就是一座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豐碑呀！它上面清清楚楚標示著通往做一個無愧於“人”這個稱謂的赫赫路線圖，這也是人的自我救贖之路，橫濟江海到達彼岸的光明之路。

司馬遷盛讚季札是一位“見微而知清濁”的仁德之人。他的那把不朽之“劍”,一如垂於宇宙的北斗，永遠為一個個鍾情於光明未來的靈魂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