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朱家自己人可靠
公元 1367 年，朱元璋自封為吳王。這年年底，他開始籌備建國大典，十二月二十四日這一天，他給渡江以來所生七子正式定名，分別取名朱標、朱樉、朱棡、朱棣、朱橚、朱楨、朱榑。
“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朱元璋在封王詔中說。他在設計“封建制度”時，顯然更欣賞周代的模式。朱元璋從既要“封”又要長久的目的出發，自然認為享祚八百年的周模式是最佳的。
實際上，朱元璋的認識非常狹隘，他沒有看到，秦廢分封，代表的是中央集權和君主獨裁的大趨勢，他本人既要不遺餘力地收攬天下大權，同時又眾建親藩，授予王子們巨大的方鎮之權，此舉不啻南轅北轍，必然在朝廷與藩封間產生不可化解的矛盾。
親王的封國，腹裡要地（如開封、成都、兗州等）有一些，但主要集中在南北邊疆，尤其是面臨漠北軍事威脅的萬里北邊。這些守邊之王，統稱為“塞王”。塞王們在各自的封國裡，統領兵馬，節制大將與文武守臣。朱元璋透過在沿邊設立塞王，完成了邊地統治體制的轉型，將過去的“總兵守邊”轉變為“塞王守邊”；在內地則擇要地建藩，以為鎮戍——與外姓臣子比起來，還是朱家自己人可靠哩！
然而，親藩手握方鎮大權，卻必然削弱天子權威，形成尾大不掉之弊；朱元璋大封親藩，將天下大權儘可能集中在朱氏一族之手，卻也嚴重損害了大宗（嫡嗣）的權利，這與其強化皇權的努力簡直背道而馳——他死了才一年，燕王朱棣就發動“靖難之役”，篡奪了大宗的繼承權。
“鐵帽子”的困境
明代的分封是這樣的：皇子除一人為儲嗣外，餘封親王（女為公主）。親王之子，除一人為世子外，餘封郡王。郡王之子，除一人襲王爵外，餘皆授鎮國將軍，孫輔國將軍，曾孫奉國將軍，四世孫鎮國中尉，五世孫輔國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國中尉。
除了歲祿，宗人還享有冠帶、養贍、婚喪、賜田、宅第工價等各種福利。朱家“之誼”，還濫及王親，如王妃父與世子妃父都應授官，王妃與將軍夫人的孃家，還可以得到差役的優免。不僅姓朱的不分男女白吃，就連朱家女婿，也吃一份祿米。
朱元璋讓所有子孫都戴上“鐵帽子”，白吃白佔，世世無替，這真是一種極其自私的制度！朱家子孫豈不歡喜？
建文帝登基後，對宗藩多有限制，下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王府官也不準兼任地方職務，從而斬斷了親藩干政的渠道；篡逆者朱棣登基後繼續對之進行矯正。永樂以後最大的變化是，宗室失去了“事權”，但相應的經濟待遇不變。從此大明的天潢貴胄們，“食祿而不治事”。
此外對宗藩還有其他禁令。如來朝有禁，出城有禁，入仕有禁，越關有禁，王親有禁，以及宗室不得從事四民之業，婚喪名封必請於朝而後行，王府官不得外轉等等，“法網之繁”，無以復加，都是在“優禮”宗室的同時，強加給他們的制度化約束。這些苛刻禁令，無論對廣大宗室還是明代社會，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它首先激化了朝廷與各地親藩的矛盾，燕王一系本就是篡逆起家，他在掌握政權後，卻一步步加緊對其他親藩的迫害，這在道義上很難站住腳。嘉靖以前，多次發生親王、郡王級別的宗室叛亂，特別是到了王朝中期的正德年間，寧夏、南昌兩地相繼發生大規模的親藩叛亂，其中寧王宸濠之變尤為典型。
宸濠的多位祖先是皇權迫害的受害者。燕王朱棣起兵之初，設計挾持了十七弟寧王朱權，為籠絡他，許諾事成後中分天下。可朱棣奪位後，朱權卻遭到猜忌和監視，還被改封到南昌，被迫韜晦以避禍。朱權之孫朱奠培在位時，與朝廷及地方守臣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從幾代寧王與朝廷的惡劣關係來看，第四代寧王朱宸濠的反叛，倒不是太突然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宸濠之變何嘗不是宗室對無情皇室的反抗呢！
雖然嘉靖以後，再沒發生宗室反叛事件，然而龐大的宗室群體給國家帶來的困惑與危機，卻越來越嚴重。
由於朱家人生來就享有優厚的宗祿，各府大小宗人為了多求祿米，莫不廣納妾媵，廣生子嗣，造成“天潢支派繁衍”，宗室人口劇烈增長，相較於國初，已“數百倍”。宗室眾多，不敷供應。
明代中後期，財政危機嚴重，朝廷既無力保證宗人糧祿的供應，又絕其仕進之路，不準其自謀生路，導致大量“無名糧庶宗”衣食無著，落入飢寒交迫的地步。明代晚期，宗室犯罪現象日益嚴重。
宗室的覆滅
明代人對本朝宗室人數的估計，最大的數字是接近百萬。根據隆慶、萬曆時期的奏議，約在三四萬人，但這隻包括男性“有名封”（有賜名與賜爵）宗室，數量相當的女性成員以及眾多無名無封的底層宗人不含在內。以顧誠先生為代表的現代學者認為，明末宗室人口應有二十多萬。
在數量上空前絕後的朱元璋後裔，構成了明代的宗室階層，可宗室沒有成為明王朝統治的基石和骨幹，二百多年裡，他們被排斥在社會政治生活之外，被當作政權穩固的潛在威脅，處處加以限制，同時他們又成為巨大的包袱，對明代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拖累作用。待到亡國時，覆巢之下無完卵，大明宗室們不得不與王朝一起承受覆亡的悲慘命運。
明末的反抗鬥爭，直接目標是皇權，可是“天高皇帝遠”，而皇親卻近在身邊。自然，“反皇帝”最直接地體現在誅殺宗室上。李自成攻下洛陽後，殺死崇禎帝的叔父福王朱常洵（最貴最近的親藩），就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凡農民軍所過之處，宗室往往成為洩憤的物件，大量宗人遇害。
但如果說明朝宗室由此“屠戮幾盡”，則言過其實。在動亂中遭到殘害的，多是中上層宗室（王、將軍等），這些人名頭大，祖遺家產豐厚，目標又顯眼，當亂民起、亂兵來時，自然最容易受到攻擊。可是明末宗室的主體成員，是廣大下層宗人。他們生活條件很差，空守著天潢的名號，卻與常人無異，他們不會成為“流賊”的殺戮目標。
清兵入關後，打著為明朝復仇的旗號，對其宗室的政策由殺戮改為“收養”，以收買人心。可隨著清軍向南用兵，在順治三年到七年間，對前明宗室展開了殘酷的屠殺。在嚴酷的環境下，許多朱姓人家被迫改姓逃亡。
明清易代之際，幾十萬朱氏子孫死亡流移，苦不堪言。
過去三百年，明朝宗室享有極高福利，卻處處受監視，許多人甚至衣食不繼，最後一鬨而散。朱家子孫的命運，實為一曲備受壓抑、不得伸張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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