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興國是一條不流血的革命之路，沒有硝煙瀰漫，也不大適合被搬上銀幕。在撥雲見日那天到來之前，這條路上充斥著黑暗與孤獨，質疑和阻撓。篳路藍縷，李四光一步步地走，每一步都精確到“0.85米”，將它留在肌肉記憶裡。他對學生說，搞地質研究要到野外考察，腳步就是測量土地、計算岩石的尺子，因此，“每一步的長度都要相等”。
蔚為國用
1905年，李四光參與了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認識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親口勉勵他：“努力向學，蔚為國用。”這8個字，後來也成為李四光求學與創新徵程上的核心信念。
1913年，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去了日本，李四光愈發感到“力量不夠，造反不成，一肚子穢氣，計算年齡還不太大，不如讀書十年”。他看見“科學報國”的時機尚不成熟，真正的革命，或不在一兵一卒。正所謂“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1919年，李四光獲得了地質學碩士學位，導師包爾頓教授勸他在英國繼續深造，獲得博士學位後再回國。但時逢“五四運動”爆發，祖國的革命熱潮深深吸引著李四光。
同年秋末，他放棄了高薪邀請，途經歐洲，輾轉回國，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請，到北京大學當教授。
拒絕蔣介石
早些年在北京大學的日子裡，為了弄清楚中國煤礦資源的分佈情況，除教學外，李四光數年如一日地持續研究一種蜓科化石。地質學的重大突破，也是從這裡開始的。
北伐戰爭開始後，北京大學的教學一度中斷。1928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地質研究所，李四光擔任所長，同時兼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
然而，由於戰亂，地質研究所不僅物資不到位，還不得不多次搬遷。李四光等人常常扛著“地質研究所”的牌子在大馬路上跑來跑去，直到1932年位於南京雞鳴寺路的辦公樓建成，地質研究所才最終安定下來。1944年8月，桂林淪陷，李四光逃往重慶避難。蔣介石正在重慶，一直很欣賞李四光，遂邀請他加入國民黨，並擔任中央大學的校長。但李四光一口回絕：自己是搞科學研究的，不會當校長。
拒絕了蔣介石，李四光卻主動到最得意的學生朱森執教的重慶大學講課，並開設了中國第一個石油專業。
要自強，先破繭
根據長期以來佔據石油界的主流理論“海相生油”論，西方相關領域專家堅定地認為：中國土地大都屬於陸相地層，不可能有良好的石油資源。
這時，李四光則從自己多年來的實地調查中做出一個大膽推測：東北松遼平原和華北平原的地質結構跟亞細亞平原的相似，都是沉降帶地質結構。亞細亞平原蘊藏著大量的石油，松遼平原和華北平原也應該蘊藏著大量的石油。
1955年1月，寒冬中的東北松遼平原，一支考察隊正在進行地質勘探。
這支隊伍的帶領者，就是已66歲的李四光。那時，我國已經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但“工業血液”——石油依然十分短缺。一年前，李四光在《從大地構造看我國石油勘探遠景》報告裡指出，柴達木盆地、四川盆地、華北平原、東北平原等地是最有可能含油的地區。
可惜，東北地廣人稀，自然條件複雜，3年過去，漫長的勘探還是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通宵達旦的研究與不捨晝夜的勘察，讓李四光患上了腎病，中央決定暫時讓他到杭州療養。
就在李四光動身的前一晚，中央忽然接到石油勘探前線報告。一些勘探隊的同志準備把普查隊伍拉到外省，與此同時，另一些隊員依然堅信李四光的推斷，堅守東北平原。
李四光當即推掉了去杭州的計劃，回到他的勘探隊。這支隊伍的長期駐紮，帶動了越來越多地方幹部、青年的加入，廣闊的東北大地上形成了我國第一支石油探測尖兵。終於，1959年國慶前夕，石油部和地質部偶然在一口名叫“松基三井”的井口發現了棕褐色油龍，第一股“工業血液”直衝藍天，挺起了共和國的油脈脊樑。
李四光從理論上徹底擊碎了“中國貧油論”，並且運用自己的理論預測，精準判斷了中國的石油分佈，這是一次歷史性的預見和突破。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與世長辭，人們在他床頭髮現了一張紙條：“在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裡，我們中國人民有志氣、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學技術上的困難，去開啟這個無比龐大的熱庫，讓它為人民所利用。”
數年後，當中東地區戰火頻繁的時候，當能源危機的言論屢屢被提起的時候，李四光那句慨嘆仍然聲聲在耳：“作了繭的蠶，是不會看到繭殼以外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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