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無咎罪在康
翁同龢，字叔平，號松禪，清咸豐六年（1856）一甲一名狀元，清同治、光緒兩朝帝師，官至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參預機務多年。
翁同龢第一次見到康有為的著作為光緒二十年（1894），當年康有為與弟子梁啟超來京會試，張謇高中狀元而康梁雙雙落榜。
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之類，在晚清學界爭議頗大，為主流所不容，如張之洞斥責康說為偽學，而翁同龢更是將之稱為“野狐禪”，併為之驚詫不已。
然而，在甲午戰敗後，康有為的變法主張開始得到一定的呼應，而其發起的公車上書、反對議和、組織強學會等，均得到翁同龢的背後支援。
事實上，在戊戌年時，康有為不過是個小小的工部主事，六品小京官，可謂人微言輕。而將康有為推到光緒面前的不是別人，正是翁同龢。
當然，關於這段故事，翁同龢在日記中有意加以刪削，但康有為這邊的記載卻清楚地證明翁同龢曾屈尊拜訪，這才使本已決意出京的康有為繼續留京，由此引發了變法大事。
據《新世說》中雲：戊戌年時，光緒皇帝奮發自強，欲求人才。某日，其問師傅翁同龢：“卿自謂何如康長素？”翁答：“康之才勝臣百倍。”
由此，光緒皇帝決定召見康有為。但是，恭親王奕欣認為這不合“祖制”（召見須四品官以上）而極力反對，最後才折中為總理衙門大臣集體召見康有為，然後將談話內容上報。
大概看到主流派官員對康有為的反對態度，或者因為這次接見加強了對康有為的惡感，翁同龢對康有為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
而在這一時期，光緒皇帝對康有為卻越來越重視，後者呈遞了第六次上皇帝書（即《應詔統籌全域性折》），還送了兩本變法參考書：《日本變政考》和《俄彼得變政記》。
三月上旬，光緒將這兩本書轉給慈禧太后“慈覽”，以爭取老太后的支援。同時，光緒又令翁同龢再讓康有為進書。然而，翁同龢這次卻拒絕了光緒的指示。
次日，光緒不依不饒，仍問翁老師要康有為的書。翁夫子的犟脾氣上來，說這事讓總理衙門辦。光緒便讓翁師傅轉告張蔭桓，讓張來轉呈。而翁夫子仍舊抵制，說張蔭桓天天進見，您可以自己跟他說，但光緒堅持要翁同龢轉呈，翁無奈只好答應。
翁同龢為何會對康有為的態度發生180度大轉彎？或許，除了學術上不同，政見上和個人觀感上，翁同龢都認識到康有為這個人有問題罷？
然而，這一切都已經晚了。翁同龢與教了二十多年的弟子光緒帝頂牛的結果——是自己出局了。
帝師被罷為哪般
說起翁同龢人生的轉折點，還得從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那天說起。
像往常一樣，翁同龢和其他軍機大臣早早地來到頤和園朝房外等候召見。沒多久，中官太監即傳諸大臣入見，但正當翁同龢也要起身時，奉旨太監卻又交代了一句：“翁大人留步！”
此言即出，其他大臣不免面面相覷，翁同龢更是備感詫異，但也只能看著其他大臣魚貫而入，自己仍等候在原地。
果然，在被召見的大臣退出後，御前太監向翁同龢宣讀了一份上諭：
據四月二十七日內閣奉硃諭：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近來辦事多未允協，以至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遂加嚴遣。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
上諭讀罷，翁同龢有如五雷轟頂，陷於茫然失措之中。而在當天，朝廷還宣佈兩項人事調整：
一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迅速來京陛見，原福州將軍裕祿即行來京。
二是協辦大學士兼總理衙門大臣榮祿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可以看出，這兩項人事調整與翁同龢開缺回籍相輔相成，其擔任的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總理衙門大臣、戶部尚書均被開缺，由王文韶等人分別接任。
從清光緒二年（1876）開蒙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毓慶宮書房裁撤，翁同龢做光緒的師傅一做就是二十二年之久。期間，除請病假和回鄉修墓外，翁同龢幾乎沒有離開過光緒，兩人感情很深，說是情同父子，亦不為過。
然而，宣佈變法僅四天，翁同龢即被驅逐回籍，這又是為何呢？
近年來，隨著史學研究的深入，也有學者認為翁同龢的被罷黜，很可能是光緒皇帝本人的意思。
也有人說，光緒皇帝罷黜翁同龢是因為後者多次觸怒皇帝，而且翁同龢還反對光緒的變法。
此外，在甲午後舉借外債問題上，翁同龢應對無策，辦理昭信股票又弊端重重；再如1897年“膠州灣事件”中，翁同龢時而軟弱、時而強硬，引起慈禧太后及相關大臣們的不滿。由此，翁同龢成為眾矢之的，並引起朝內外一些官員的上書彈劾。
事實上，翁同龢此時對自己的定位也十分尷尬：在康梁激進派眼裡，他太保守（其被罷黜後，康有為及其他維新黨均未做任何表示）；而在保守派眼裡，他又與激進派走得太近，有引狼入室的嫌疑。
帝師回鄉後，傷心到蓋棺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1898年7月1日），翁同龢離開京城。這一次，他坐的是火車，而且是生平第一次坐火車。到老家常熟後，地方官自然對這位兩朝帝師極為尊敬，地方上的各種事務也都要一一請教，儼然一衣錦還鄉的官宦大佬。
然而，這一切在當年十月廿一日後戛然而止。這一天，光緒擲下上諭，曰：“翁同龢授讀以來，輔導無方，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年中東之役，信口侈陳，任意慫恿。辦理諸務，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陳變法，密保康有為，謂其才勝伊十倍，意在舉國以聽。翁同龢濫保匪人，已屬罪無可逭。其餘陳奏重大事件，朕間有駁詰，翁同龢輒怫然不悅，恫嚇要挾，無所不至，詞色甚為狂悖。其跋扈情形，事後追維，深堪痛恨！前令其開缺回籍，實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準滋生事端，以為大臣居心險詐者戒。”
翁同龢原本只是開缺，並非處罰，但這次升級為革職，而且永不敘用，這就是將甲午主戰和百日維新的新舊賬一起算了。最末，還得“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當然，和最後一句相比，革職、管束之類都不算什麼，“居心險詐”這四個字恐怕才是最令翁同龢痛心的吧！
此時的翁同龢，其該用“心如死灰”來形容吧？
之後，翁同龢開始了他半隱居的廬墓生活，閉居鄉里的這段日子，翁同龢在日記中反覆寫下兩個字“悶坐”，北望朝闕，終無一語，其內心之苦悶，可想而知。
1904年7月4日，翁同龢在抑鬱苦悶中去世，年75歲。翁同龢生前，有刻薄的人諷其“滿面憂國憂民，滿口假仁假義，滿腹多忌多疑，滿身無才無識”。這話當然說得有些過分。
事實上，翁同龢乃一“太平宰相疾苦所致吧！
熱門工具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