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元年（685）八月初五，李隆基出生在洛陽。前一年的二月，武則天立他的父親李旦為皇帝武懿宗看到他的車騎儀仗威嚴整齊，便橫加阻撓。李隆基義正詞嚴地斥責道：“吾家朝堂，幹汝何事？敢迫吾騎從！”武則天聽到以後，對他特加寵異。武則天還賜給他兩部樂隊。他後來在音樂舞蹈上的修養，就是從這裡打下的基礎。
長壽二年（693），李隆基的母親竇氏被武則天殺死，李隆基與兄弟又失去了自由。聖曆元年（698），廬陵王李顯回到了洛陽，並被立為太子。十四歲的李隆基才重新恢復了自由。
神龍元年（705），中宗李顯即位，二十一歲的李隆基被封為臨淄王。景龍元年（707）出為潞州（今山西長治）別駕。在這裡他接觸到了社會，積累了政治經驗。
武則天的“見面禮”
首先是頻繁的政變。
從神龍元年（705）張柬之推翻武則天，中宗復辟開始，各個利益集團，包括皇室內部和各個大臣集團之間展開了長達8年的復辟與反覆闢鬥爭。皇后、皇子、公主、外戚都想奪取皇位，湧進朝廷的大批官吏分別依附他們，並協助他們從事秘密攫取皇位的勾當，政變就頻繁起來了。到先天二年（713）太平公主謀廢玄宗李隆基為止，前後不過八年半的時間，就發生了7次政變，更換了4個皇帝，政局長期處於動盪不安。
第二次政變，在景龍元年（707）。中宗太子李重俊非韋后所生，受到安樂公主凌逼，於是發動羽林軍殺武三思，未能攻下玄武門而敗死。
第三次政變，在景雲元年（710）。安樂公主謀為皇太女，慫恿韋后毒殺中宗。立中宗之子李重茂為帝，韋后臨朝稱制。
第四次政變，景雲元年（710），李旦之子李隆基、妹太平公主合謀，利用萬騎兵殺掉韋后和安樂公主，擁李旦即位，是為睿宗。睿宗立在平亂中立下了大功的李隆基為太子。
第五次政變，睿宗即位不久，中宗之子譙王李重福謀劃從東都起兵，自立為帝，事敗投水而死。
第六次政變，太極元年（712）七月，彗星出西方。太平公主使術者對睿宗說：“彗所以除舊佈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企圖以此動搖李隆基的太子位。睿宗怕再度發生政變，便把皇位傳給了李隆基。這是太平公主始料未及的，只好勸睿宗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八月，李隆基即位，是為玄宗。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這就是說李隆基雖然做了皇帝，但是睿宗並沒有把軍國大權完全交給他，並沒有取得皇帝的全部權力。
第七次政變，當時太平公主仗著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都依附於她。即使是這樣，太平公主也仍不滿足，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置毒進於玄宗。先天二年（713）七月，魏知古告公主謀於七月四日以羽林軍發動政變。玄宗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捕殺與她同謀的宰相岑羲、蕭至忠，竇懷貞自殺。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於家。
這些政變，特別是第四、六、七次政變直接導致玄宗接掌最高統治權，可以說是武則天留給唐玄宗的第一個“禮物”。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創造了偉大業績的武則天，在她退位之後會出現如此混亂的局面？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一個成功初年。也有一些最後導致國家的滅亡或土崩瓦解，最突出的莫如秦始皇和隋煬帝。
就武則天而言，唐高宗以後，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土地兼併、土地集中的過程加速了。農村的地主、富戶增加，社會上逃戶也相應增加。這造成了兩方面的結果，一是原有的各種制度逐漸和實際情況不相適應，二是崛起的地主富戶要求擴大自己的政治經濟權勢。一開始是勾結官府，逃避兵役，後來又發展到巧取豪奪，兼併農民的土地財產。但是這樣還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因此，謀取軍功便成為他們進入官場初年以才學作為用人的主要標準不合。因此，科舉入仕和流外入流成為一般地主入仕的主要途徑。從科舉出身的一般地主子弟，包括中下級官吏的子弟，在官員中的比重，特別是在高階官吏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而伴隨著這種發展，也出現了一批代表正在發展中的一般地主官僚的高階官員，他們急於進入最高統治集團，力圖在最高統治者周圍尋找依靠。這些人的出現，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活力，同時也增加了政治上不穩定的因素。從武則天統治末期到開元初年的歷次政變中，他們雖然不是主角，卻是最活躍的力量。
唐朝建立後，皇位繼承製度雖然在原則上是嫡長子繼承，但是從唐太宗開始就沒有一個是由嫡長子繼位。這樣不僅給皇子們留下了窺視皇位的希望，而且給那些政治野心家尋找政治上的靠山提供了空間。武則天以女子身份做了皇帝，在皇位繼承問題上出現了更多的問題，首先就是傳子還是傳侄的問題，其次是傳給哪一個兒子的問題。還有武則天以女子而做皇帝，因此後妃和公主們也開始做起了掌握全國最高統治權的美夢。皇后、皇子、公主、外戚都想奪取皇位。這樣就給那些急於求得發展的官吏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他們各自依附一個王子、后妃或公主，並協助他們從事秘密攫取皇位的勾當，以求成為開創一代新朝的功臣，從而取得豐厚回報。這就是當時政變頻繁的基礎。
這些宮廷，但是鬥爭的結果是造成了政局不穩定、貪汙腐化成風等嚴重的問題，給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武則天留給唐玄宗的這些“見面禮”，更多的是考驗。他如果能夠應對這種局面，恰當地處理這些問題，就可以穩定皇位，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向前發展。
武則天留給唐玄宗的還有更重要的兩樣東西，第一是一大批治國人才，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武則天以文學取士，不以文學用人。她所培養和提拔起來的，都是富有政治經驗的經世治國之才。他們一直活躍在開元時期的政治舞臺上。開元二十三年（735）罷相的張九齡是其中最後的一名。第二是一個正在變化中的制度。制度能夠適時調整，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一個必要前提，也是一個政府活力的表現。制度的變化往往會受到各種不同利益集團的反對，同時還受到經驗和認識的影響。因此從常態走向改革往往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改革既然從武則天時期就已經開始，並且有些已經水到渠成，那麼唐玄宗在開展制度調整工作的時候，就會順利得多。
（摘自北京大學出版社《說不盡的盛唐：隋唐史二十講》 作者：吳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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