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夜，望志路警笛呼嘯

1921年7月30日晚，馬路邊的梧桐樹葉紋絲不動，天氣比較悶熱。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今興業路）突然警笛呼嘯，夏夜的靜謐被打破。疾駛的兩輛巡捕房警車，在一幢石庫門樓房門前“嘎吱”停下，法籍警官立即率領一批巡捕和密探氣勢洶洶地衝進去，不一會兒卻悻悻而歸。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一切還得從頭說起。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20世紀20年代初，上海法租界環龍路（今南昌路）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之間，分佈著一片典型的石庫門建築群，由比利時、法國合資的義品放款銀行投資興建，因該行本部初設於天津，遂選取天津古地名統稱它為“漁陽裡”。此處有一條南北貫通的弄堂，靠近環龍路的一段建於1912年，是老漁陽裡，有舊式石庫門建築8幢；靠近霞飛路的一段建於1915年，是新漁陽裡，有舊式石庫門建築33幢。這裡屬於上海法租界遲開發的冷僻地段，房屋租金比東部舊城區、西部西式住宅區要低不少；交通比較方便，步行去南京路（今南京東路）或南市老城廂都僅需半個多小時，在附近乘電車轉赴徐家彙、虹口、楊樹浦也不太費勁；對口的霞飛捕房管轄範圍廣，巡捕人手不足，無法對各種思潮和政治活動實施嚴密監控；作為石庫門裡弄，弄堂有多個出口，每幢自成獨立空間的建築均闢前、後門，遇緊急情況從二樓曬臺翻越到隔壁也挺容易，所以非常適合設立秘密機關。後來，其中兩幢石庫門房屋裡所發生的一切，猶如迅雷劃破黑暗夜空，喚醒了沉睡中的人們。

1920年2月，北洋政府密令京師警察廳逮捕陳獨秀。李大釗獲悉後，決定親自護送這位“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離開北京，經廊坊轉道天津，讓他乘船去上海。李大釗僱了一輛帶篷騾車，沿途住宿等皆由他出面辦理，以免暴露陳獨秀的南方口音。那帶篷騾車南行百餘公里，費時兩天，他們邊趕路邊談話，遂有更廣泛的溝通和交流，並一起醞釀籌建黨組織。李大釗與陳獨秀約定：“我在北京，你在上海，我們分別做建黨的準備工作。”於是，留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4月上半月，陳獨秀入住老漁陽裡2號。8月，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正式成立，老漁陽裡2號成為工作機關；新漁陽裡6號，則成為黨組織重要活動基地。連線兩處的那條弄堂，因常有革命青年來往穿梭，被稱為“共產主義小道”。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由陳獨秀擔任書記，主要成員有李漢俊、李達、俞秀松、陳望道等。透過積極工作在“漁陽裡”出現了第一個青年團組織、第一所培養革命幹部的學校、第一份黨刊、第一份工人刊物、第一份《中國共產黨宣言》，併發起了黨組織領導的第一個工會。

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推動和指導了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從1920年秋至1921年春，在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都有了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東京、巴黎分別也有了旅日、旅法共產黨早期組織。

建立編譯機構作掩護

1921年6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馬林來到上海，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派出的尼科爾斯基也抵達。這時，陳獨秀在廣東擔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由李達代理書記。馬林、尼科爾斯基在滬透過與李達、李漢俊等的頻繁接觸，瞭解了許多情況。

這天下午，在老漁陽裡2號客廳內，馬林、尼科爾斯基與李達又一次討論建黨工作。陽光透過落地長窗的玻璃，灑在茶几上，似為它塗抹了一層淡淡的金色。

馬林說：“我和尼科爾斯基同志都認為，中國成立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已成熟，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

尼科爾斯基接話：“這與你們的考慮也是一致的。黨正式成立後，將有力推動中國革命向前發展！”

李達對此完全同意：“我儘快與在廣州的陳獨秀同志和在北京的李大釗同志聯絡，並作商議。”

隨即，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的建議，李達經聽取陳獨秀、李大釗的意見，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老漁陽裡2號成為中共一大的籌備聯絡處，李漢俊積極協助籌備工作。大會檔案在這裡準備，還在此分別發信給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及日本留學生中的黨組織或其成員，通知各地派代表赴滬開會。

李漢俊主動提出，將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108號的“李公館”客廳作為中共一大會址，並向李達說明：“胞兄李書城作為同盟會元老，一直傾向革命，我們長期同住，他現已赴外地暫時不會回家；我平時的活動，嫂子從不過問。”至於代表們的下榻處，他選中了附近的博文女校，它由辛亥革命元老黃興的夫人徐宗漢擔任董事長、進步人士黃紹蘭主持。位於上海白爾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的校舍為沿街三樓三底的石庫門房屋，學生正放暑假；而且，黃紹蘭與李漢俊有同鄉之誼，與李達及其妻子王會悟也熟識。李達對此表示贊同，他還認為代表們可用“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名義借住博文女校。

為了確保中共一大會址的安全，李漢俊先在此建立了新時代叢書社。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登出李漢俊執筆的《“新時代叢書”編輯緣起》，其中申明：“起意編輯這個叢書，不外以下三層意思”“想普及新文化界的時間與經濟”；而且，還公佈“本叢書內容包括文藝、科學、哲學、社會所不可缺乏知識，不限定冊數，或編或評，每冊約載三萬字”，編輯人是李大釗、李季、李達、李漢俊、邵力子、沈玄廬、周作人、周佛海、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陳望道、陳獨秀、戴季陶、經亨頤，通訊處為“上海貝勒路樹德里一百零八號”，即望志路108號後門弄堂門牌。

把秘密的中共一大會址與公開的新時代叢書社合二為一，體現了共產主義先驅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