陣圖和宋遼戰爭

在古代，打仗要排陣，要講究、演習陣法。所謂陣法就是野戰的戰鬥隊形和宿營的防禦部署；把隊形、部署用符號標識，製成作戰方案，叫作陣圖。

根據陣圖在前線指揮作戰或防禦的帶兵官，叫作排陣使。

從歷史的八陣圖，“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的詩句，一直為後人所傳誦。正因為如此，小說戲劇把陣圖神秘化了，如宋遼戰爭中遼方的天門陣，楊六郎父子雖然勇敢，但還得穆柯寨的降龍木才能破得了。

《穆柯寨》這出戏雖然是虛構的，但是就打仗要排陣說，也反映了一點歷史的真實性。從公元976年到1085年左右，這一百一十年中，北宋歷朝的統治者特別重視陣圖。（無論是在這時期以前或以後，關於陣圖的討論、研究、演習、運用，對前線指揮官的控制，和陣圖在戰爭中的作用，都比不上這個時期。）從這一時期的史料分析，北宋的統治者是用陣圖直接指揮前線部隊作戰的，用主觀決定的戰鬥隊形和防禦部署，指揮遠在幾百裡以至千里外的前線部隊。敵人的兵力部署、遭遇的地點、戰場的地形、氣候等等，都憑主觀的假設決定作戰方案，即使作戰方案不符合實際情況，前線指揮官也無權改變。照陣圖排陣打了敗仗，主帥責任不大；反之，不按陣圖排陣而打了敗仗，那責任就完全在主帥了；敗軍辱國，罪名極大。甚至在個別場合，機智請罪。

宋遼戰爭的形勢，兩方的優勢和劣勢，989年熟悉北方情況的宋琪曾做具體分析，並提出建議。契丹以騎兵衝鋒為主，宋方則只能憑氣候地利取守勢。以此，他建議“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柵，但專守境”。到戎馬肥時，也“守陴坐甲，以逸待勞……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到春天新草未生，陳草已朽時，“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最後，還提出前軍行陣之法，特別指出，要“臨事分佈，所貴有權”。宋太宗採納了他一部分意見，沿邊取守勢，做好防禦守備，但要集中優勢兵力，大舉進攻。至於授權諸將，臨事分佈，則堅決拒絕了。

由於宋遼的軍事形勢不同，採取防禦戰術，阻遏騎兵衝擊的陣法便成為宋代統治者所特別關心的問題了。在平時，和大臣研究、討論陣圖，如987年幷州都部署潘美、定州都部署田重進入朝，宋太宗出御製平戎萬全陣圖，召美、重進及崔翰等，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

在宋代統治者講求陣法的鼓勵下，諸將紛紛創制陣圖。1001年，王超援靈州，上二圖，其一遇敵即變而為防陣，其一置資糧在軍營之外，分列遊兵持勁弩，敵至則易聚而併力。1036年，洛苑使趙振獻陣圖。1041年，知幷州楊偕獻龍虎八陣圖。青州人趙宇獻大衍陣圖。1045年，右領軍衛大將軍高志寧上陣圖。1051年，涇原經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陣圖，1055年，並代鈐轄蘇安靜上八陣圖。1074年，定州路副都總管、馬步軍都虞候楊文廣獻陣圖及取幽燕之策。這個楊文廣就是宋代名將楊六郎的兒子，也就是為人所熟知的穆柯寨裡被俘的青年將領楊宗保。

在作戰時，選拔驍將做排陣使。如976年，攻幽州，命田欽祚與郭守文為排陣使，欽祚正生病，得到命令，喜極而死。1002年，周瑩領高陽關都部署，為三路排陣使。1004年，澶淵之役，石保吉、李繼隆分為駕前東西都排陣使等等。

由於皇帝事先所制陣圖不可能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統軍將帥又不敢違背節制，只好機械執行，結果是非打敗仗不可。1075年，宋神宗和朝廷大臣研究對遼的和戰問題，張方平問宋神宗，宋和契丹打了多少次仗，其中打了多少次勝仗，多少次敗仗，宋神宗和其他大臣都答不出來。神宗反問張方平，張說，“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八十一仗敗了八十次，雖然失於誇大，但是，大體上敗多勝少是沒有疑問的。打敗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主觀主義的皇帝所制陣圖的罪過。

相反，不憑陣圖，違背皇帝命令的倒可以不打敗仗。道理是臨機應變，適應客觀實際情況。如979年滿城之戰，李繼隆、趙延進、崔翰等奉命按陣圖分為八陣。軍行到滿城，和遼軍騎兵遭遇，趙延進登高了望，敵騎東西兩路挺進，連成一片，不見邊際。情況已經危急了，崔翰等還在按圖佈陣，每陣相去百步，把兵力分散了，士卒疑懼，略無鬥志。趙延進、李繼隆便主張改變陣勢，把原來“星布”的兵力，集中為兩陣，前後呼應。崔翰還怕違背節制，萬一打敗仗，責任更大。趙延進、李繼隆拍胸膛保證，如打敗仗，由他兩人負責。才改變陣勢，兵力集中了，士卒忻喜，三戰大破敵軍。這裡應該特別指出，趙延進的老婆是宋太宗尹皇后的妹子，李繼隆則是宋太宗李皇后的兄弟，兩人都是皇帝親戚，所以敢於改變陣圖，轉敗為勝。另一例子是1001年威虜軍之戰。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王顯奉詔於近邊佈陣和應援北平控扼之路。但遼軍並沒有根據宋真宗的“作戰部署”行事，這年十月入侵，前鋒挺進，突過威虜軍，王顯只好就地迎擊。剛好連日大雨，遼軍的弓以皮為弦，雨久潮溼，不堪使用，王顯乘之大破敵軍。雖然打了勝仗，還是憂悸不堪，以違背詔令，自請處分。宋真宗親自回信慰問，事情才算結束。

前方將帥只有機械地執行皇帝所發陣圖的責任，在不符合實際客觀情況下，也無權臨機應變，以致造成屢戰屢敗、喪師辱國的局面，當時的文臣武將是很深切瞭解這一點的，多次提出反對意見，要求不要再發陣圖，給前方統帥以機動作戰的權力。但是都被置之不理，像耳邊風一樣。其道理也很簡單，一句話就是統治者對爪牙的不信任。最好的證據是以下一個例子。922年，鹽鐵使李惟清建議慎擢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宋太宗對他說私話：“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幾宜。……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也。”由此看來，即使將帥得人，也不能像古代那樣授權給他們，而必須由皇帝親自節制，陣圖是節制諸將的主要手段，是非要不可的。

王安石和宋神宗曾經幾次討論宋太宗以來的陣圖問題，並且比較了宋太祖、太宗兄弟兩人的御將之道，說得十分清楚。指出從中御將，頒賜陣圖是懲五代之事，是怕士卒叛變，怕將帥割據，指出宋太祖雖不中御，而將帥奉令惟謹。反面的話也就是宋太宗和他以下的統治者，不能使人不敢侮，因之也就越發不放心，只好從中御將，自負勝敗之責了。

連兵將所在、兵數多少也不知道的前方統帥，只憑皇帝所發陣圖作戰。這樣的統帥，這樣的御將之道，要打勝仗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是宋遼戰爭中宋所以屢戰屢敗，不能收復幽燕的原因之一。這也是宋代著名將帥如廣大人民所熟知的楊業，所以遭忌戰死，狄青做了樞密使以後，被人散佈謠言去職憂死的原因。因為這些人都不像傅潛、王超那樣，而是有才略、有決斷、有經驗、有擔當的。同時，這一事實也反映了宋代統治階級內部的深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