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廳前母伸冤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不少北洋官僚入閣。之後一年多內的政治形勢具有明顯的過渡色彩，全國政黨林立、輿論活躍，表現出難得的資產階級民主氣氛。這種情勢下，中央政府的一些高官大佬紛紛出京下訪，巡察社會，瞭解民情。

老婦喊冤

1912年6月6日，大理院院長許世英帶著一個由刑事、民事推事等七名公職人員以及警衛組成的小組，離京前往江南巡察下訪。6月9日，許世英一行抵達上海。當晚，滬軍都督陳其美在都督衙門設宴為許院長接風洗塵。席間，陳其美把上海地方審判廳（即地方法院）廳長黃慶瀾介紹給許世英。

這樣，之後幾天許世英就跟黃慶瀾聯絡，聽取彙報、抽查民事和刑事案卷。那日，許世英在審判廳和黃慶瀾喝茶聊天時，忽然聽見大門口有人喊冤，喊冤的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婦，姓戚，住浦東戚家浜，二十歲喪夫，守寡至今，有一遺腹子名史遠，由於家貧，至今未曾娶得妻室。史遠性格豪爽，喜歡飲酒，酒後性躁，常與人發生爭吵，但鮮有動手的。可是，去年中秋節，史遠和幾個朋友去南市聚餐賀節。席間，不知怎的跟人發生了爭吵，動起手來，混亂中，史遠抄起桌上削水果的刀子捅了對方一個名叫刁繼根的，這下，大夥兒都停了手，急忙把人往醫院抬，湊了些錢住院做了手術。當時，也沒驚動警察。

次日下午，忽然來了兩個警察，把史遠逮走了，說被他捅的那人已經死了。沒幾天，就傳來了武昌起義的訊息，上海也是暗流湧動，官府自顧不暇，哪有心思審案子？不久，上海光復，處於政權更替階段，該案自是又擱置。如此，一直到三天前，戚氏忽然得到訊息：兒子已經被官府判了死刑！

一百銀圓

戚氏還沒從六神無主中擺脫出來，家裡就接二連三來了幾撥人，第一撥是兩個她從未見過面的陌生男子，自稱是史遠的結義兄弟，聽說他被判了死刑，特來表示慰問，說著還留下一百銀圓告辭了。接著登門的那些人，戚氏倒都是見過面，有的還很熟的。其中有一個說起一樁蹊蹺事：聽說被史遠捅了一刀的那個刁繼根沒有死，有人曾在事後看到過他呢！戚氏聽著，就覺得兒子冤枉，殺人抵命，那姓刁的沒有死，怎麼也要抵命呢？於是，她就請人寫了一份狀子前來告狀了。

當下，許世英就感到這個案子似乎蹊蹺，問黃慶瀾是否聽說過該案？黃慶瀾否認，然後當即命人把此案的裁判文書找來。裁判文書上表明，史遠一共犯了三條人命，其中一條是刁繼根，另兩條是一對姓鬱的父子，作案時間是中秋節前一天，作案目的是“入室劫財”。可是，那一百銀圓又是怎麼回事呢？精曉刑事審判種種手法的許世英馬上想到了“斬白鴨”──就是替人頂罪。

內鬼現形

當天下午，七人調查組開始工作了：查閱卷宗，找判決依據。果然，在調查組翻閱卷宗時發現了端倪：卷宗中巡警局的預審筆錄墨跡完全一致，似有一氣呵成之嫌。從筆錄中註明的訊問日期來看，應該是在兩個多月裡的四次訊問中完成這些筆錄的。如果確實是在不同日期的訊問中記下的人犯供詞，那麼筆錄墨跡所顯示出的顏色應該是不同的。因此，可以懷疑這些筆錄是在同一天一口氣寫成的，這顯然存在故意造假之嫌，做手腳的肯定是巡警局負責調查該案的承辦警官。

調查組到刁繼根入住的醫院調查，據醫護人員回憶，刁入院後的次日下午，就有一個狹長臉男子帶著禮物前來探視，見傷員住在四人病房，馬上掏錢讓轉移到單人病房。然後，關上房門在裡面不知跟傷員談了些什麼。第三日上午，那人又來過一次。然後，當天晚上傷員就失蹤了。而這個“狹長臉”，讓調查組馬上想起承辦該案的兩個警官之一的周富才，經護士指認，那個去醫院探望傷員的就是周富才。

周富才被捕後，如實交代了案情：鬱氏父子因趙氏與青幫小頭目彭莘爭風吃醋，雙方扭打之下，鬱氏父子被彭刺死。負責調查此案的警員正是康四海、周富才，這二人也是青幫中人，鬱氏父子被刺次日又恰好發生了史遠傷人的案子，於是三人合謀設計讓史遠頂罪畫押。最後，這起案件由上海地方審判廳審理，彭莘、康四海、周富才、刁繼根四人分別被判處死刑和十二年、十年、三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