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懷激烈”又“憂從中來”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夏五月，漢獻帝劉協使御史大夫郗慮冊命曹操為魏公，加九錫，曹操謙讓三次後受命。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漢獻帝進操為魏王，4年後，曹操死，漢帝禪讓，天下屬曹魏。

這一段倉皇曆史，歷朝歷代，人們在“惡”“善”“奸”“雄”之間，斟酌稱量曹操。然而，大多數時候，學士文人往往止步於道德判斷，而忽略了曹操充滿張力的性格與人格，忽略了他對有常的“性命”與無常的人生的關注。

事實上，曹操的作為，多少對應著我們每一個人內心的糾結，對於他的肯定與否定，就如同自我肯定與自我否定一樣，如同所謂“本我”“自我”與“超我”的博弈一樣，因為難以取捨，難以定義，難免被簡化或者符號化，非如此，我們難以心安理得地面對他。

曹操出身寒微，“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他的那個說得出口的所謂“世系”，據說是他父親曹嵩被桓帝的宦官曹騰收為養子，並花錢買下太尉銜才獲得的。曹操曾經自作家傳，將自己的家族漫無邊際地遙遙仰攀到周天子同宗曹叔振鐸，這尤其可見他對此耿耿於懷。

自卑可以導演出無止境的自尊需要，更可以強化那種以生命為賭注的衝動，強化所謂勇敢、偏執、強固。曹操敢於親率數千戰士毅然同董卓的精騎決戰，絕非可能只是出於“義勇”，而包括他“自我證明”的驕矜和“志在天下”的盤算。當他賭博似的出奇制勝，一舉殲滅袁紹，進而戰伐攻取，差不多據有了當時的整個北中國時，他的“自我證明”的功業，在以成敗論英雄的後人眼裡，就不再是“匹夫之勇”的僥倖，而上升為“成者為王”的“歷史選擇”了。

他的多少有些令人生畏的領袖風範，不僅在於他敢於越奪古禮古訓而無所忌憚，以高祖為“貪財好色”，還體現在他為我所用、咄咄逼人的進攻性的行動策略與風格，譬如嘉賞賢能，延聘招攬文章學術之士，為有才藝而未必有德者的辯護，對冒犯尊嚴的異己者的懲處，儉樸到吝嗇的持身持家。然而，英雄闊步伴隨四顧茫然，豪邁伴隨悲壯，“壯懷激烈”然後“憂從中來”。

強烈的一空依傍的主體，是高昂激越的，又是悲涼寂寞的，是忘我的，又是自我的，是高亢的，又是低迴婉轉的。意識到有限，因為渴望無限，於是有難以逃逸的哀慟，因為一無所有，於是有意氣，有“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的空虛與嚮往。或許，這正是曹操成為詩人的契機。

僅流傳有不事雕琢的“寥寥數章”，卻成為中國詩史上的一流詩人，曹操的詩表徵了他不可重複的性情、視野、胸襟、自我意識和對於宇宙生命的蒼茫感受，表徵了慷慨任氣、跌宕悲涼的“漢魏風骨”。

浪漫的詩興和遠不止於詩興的浪漫情懷，與“實用理性”支配下冷峻勢利的政治頭腦連在一起，行空蹈虛的形上憂慮、自由想象，與立竿見影、雷厲風行的現實作為集於一身，曹操把詩的人格（自由飄舉）與文的人格（理性務實），把至莊至樸、黃鐘大呂般的吟唱與轟轟烈烈的務實事功，融通無礙地統一起來。

《自明本志令》是曹操出色的自狀，他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還說，別人見他這麼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肯定妄相忖度，以為他有“不遜之志”，可是齊桓公、晉文公之所以能夠垂譽至今，就是因為兵勢廣大，卻依然“奉事周室”，這不分明是以齊桓、晉文自況？而且，這一點也不表明曹操對“取而代之”有出自靈魂的禁忌或者基於某種神聖律令的考慮，他只是覺得名分並不妨礙也無損他自雄當世，一如他說，他之所以蕩平寇亂仍不“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僅僅是因為“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

選擇和言說充滿自信，充滿張狂的自我色彩。在軍事、政治上成就“霸業”的同時，曹操完成了精神、人格上的自我確立，既注重現實，又不乏人文理想，既作成政治上的領袖，又成為精神上的軸心，後人的記述，顯然並非空穴來風：說他“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瑟琴”（曹植），說他“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兼草書亞崔張，音樂比桓蔡，圍棋埒王郭，復好養性，解方藥，周公所謂多才多藝，孟德誠有之”（張溥）。

曹操臨終前的《遺令》，延續了他的個性，“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與《壽陵令》以及《遺命諸子令》一起，證明瞭即使在事關生死的隱秘處，曹操也同樣具有一種豁達開放的觀念和情志，不僅解脫了神學羈絆，而且遠離了柔弱的顧盼和執持。但是，這並不表明曹操對“性命”的輕視，恰恰相反，意味著他對“性命”的深刻洞察，張溥說，曹操在軍政事務倥傯之際，“復好養性，解方藥”。如果說在“草書”“音樂”“圍棋”上的造詣僅僅表明曹操才情充足、性情浪漫，那麼“養性”與“方藥”之事，卻意味著高度理性狀態下另一種不失感性的自我把握，表明曹操不僅關注“性命”之常與人生的無常，亦復期望生命的奇蹟。

確實，現行的由後人輯錄的《曹操集》中有《四時食制》片斷。據稱，《四時食制》可能是曹操的一部完整著作，證明曹操對自身性命的觀照和安排，決不粗糙。另外，在《與皇甫隆令》中，曹操稱“聞卿年出百歲，而體力不衰，耳目聰明，顏色和悅，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導引，可得聞乎？若有可傳，想可密示封內”。據《博物志》載：曹操身邊聚有大量方士，其中“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併為垂相所錄，行其術，亦得其驗”。看來，曹操除了注重“服食”之外，對“導引”“行氣”之事也有考慮。而“服食”“導引”“行氣”在曹操以後的時代發展成了專門之“學”與專門之“術”。

凡此種種，披露的正是一個在道德與歷史包裹之外的生命的真實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