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三不足”

王安石的時代，處於北宋神宗的熙寧、元豐年間，是一個好時代，社會上幾乎所有的“好時代”一樣，北宋王朝卻正在進入“衰世”。大家可能會說這不矛盾嗎？一點都不矛盾，社會確實在發展，但社會矛盾卻正在激化，北宋政權有能力管理”的尷尬。而一旦“宋朝”政權發生問題，“宋代”社會也必然隨之崩盤，這就是“朝”與“代”的關係。

這個形勢北宋的有識之士看得很清楚，所以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有人提出要改革，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范仲淹。范仲淹本人以道德文章聞名天下，所以由他來主持改革，人們充滿企盼。

范仲淹到了汴京，把滿腔熱血灑向了改革，改革措施一項接一項地推出，但興一利卻出多弊。原來很多的社會弊病，看上去必須革除，但弊病的後面卻是它的“合理性”，有其產生的深厚土壤，是在特定土壤上自然生長出來“怪胎”，是各種利益關係博弈的結果，有些甚至是“迫不得已”的妥協。產生這個怪胎的土壤不改變、弊病後面的各種利益關係不斬斷，這個弊病怎麼可能革除得了？

范仲淹以猛藥治之，觸犯了各方面的利益，既得利益者不滿意，因為他們的利益受到損害；渴望得到利益的人們也不滿意，因為承諾的利益沒有兌現。矛盾更激化了，朝廷不滿意。既然這樣，你就得下臺。

慶曆時已然如此，熙寧、元豐年間北宋應該說開始進入了“衰世”，問題也更加嚴重。處衰世是不容易的，王安石面臨的壓力、受到的阻力更大。

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頂住一切壓力、排除一切阻力，堅定不移推行新法。我們看到王安石以富國強兵為目標，持續推進了多項改革措施，包括募役法、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練兵選將法等等。由於王安石的堅持，變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了，國家的軍事力量增加了，還在對西夏的戰爭中收復了一些失地，所以神宗皇帝很高興。但問題很快也出來了。

第一個問題，是變法的實質帶來的問題。王安石變法從本質上說，是強化國家權力對經濟生活也鬧了不少，弄出許多哭笑不得的事情。

比如，青苗法規定，政府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向農民發放貸款，發放種糧，收取很少的利息，以免讓農民受到高利貸的盤剝。但在推行過程中，變味了，好東西變成了壞東西，變成了定額攤派。政府向民眾強行發放“青苗錢”，無論貧富，富人多發、窮人少發。這就成了怪事，富人不缺錢，你要強行發放貸款幹嗎？更怪的是，民眾是否得到了政府發放的“青苗錢”“青苗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須按照這個發放的定額，向政府交納“青苗息”。這樣，青苗法就逐漸演變成了變相的“財產稅”，不但沒有起到抵制高利貸的作用，反而成為政府的斂財手段。其他的“新法”也大多如此。當然，政府有政府的斂財手段，民眾也有民眾的應對招數。

蘇東坡寫了一篇文章，讀起來笑死人，說他流放中，到一個縣城，不是很繁榮的縣城，人潮人海，酒店、茶館、賭場、妓院全堆滿了人，而且多是窮人，蘇東坡很好奇，問一家老闆：生意怎麼這麼好啊？老闆樂得口都閉不上：您說生意能不好嗎？這幾天是官府買單。什麼叫官府買單？政府強制發放青苗錢穀，四鄉八里的農民到縣城來借錢借谷，借了之後即消費，好酒的喝酒去，好嫖的到妓院去，好聽說書的到茶樓去，好賭博的到賭館去。蘇東坡就問：那以後靠什麼還呢？回答說：這還不好辦？還錢沒有，要命一條。政府強行借款給我，以後要連本帶息地還。反正是還不了的，乾脆先消費。到時你逼我還，我逃跑；錢沒有，命一條，耍賴。

第二個問題，“三不足”的問題。先看“人言不足恤”。你要興利，有人反對，因為在興利的過程中，人們所得到的利益是不一樣的。你要除弊，反對的人更多，因為它意味著要剝奪一些人的利益，他就和你玩命。但要興利除弊，就顧不得有人反對，這就叫“人言不足恤”。但一走極端，問題就來了，不利於建立“統一戰線”，不利於團結更多的人，樹敵太多。

再看“祖宗不足法”。要推行新法，就要廢除或修改舊法，而舊法都是祖宗定下的規矩。古人辦事靠聖賢道理，祖宗法度，你連祖宗法度都不要了，聖賢道理也都不講了，你的理論依據在哪裡？不符合聖賢道理，不符合祖宗法度，你就是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你的事情就辦不成。雖然王安石推出《三經新義》，但缺乏權威性，別人不買賬。

再看“天變不足畏”。這一條是犯大忌諱的。中國人經常說“天地良心”，說“人在做、天在看”，這是遏制一個人幹壞事、遏制手握大權的人幹壞事，特別是遏制皇帝幹壞事的最後一道心理防線和輿論防線。這道防線一破，就叫天不怕地不怕，什麼壞事都可以做了。

這三個“不足”放在一起，即使你是在幹好事，也可能是一意孤行。世界上的許多事情，是隻看結果不看動機和過程的，不管你動機多麼高尚、計劃如何美好，如果你能夠搞定，效果好，那一切都好；如果你搞不定、效果不好，甚至產生負作用，那一切都不好。

但是，我充分理解處於“衰世”的王安石，他實實在在想為這個國家辦事，是實實在在希望幫助這個社會渡過難關，但社會的問題、社會的矛盾積壓得太多，王安石急於解決這些問題，急於解決這些矛盾，但幾乎是到處碰壁，幾乎是一個人在戰鬥。當然，宋神宗在千方百計支援他，但有時也扛不住，皇帝身後還有皇后、更有太后。所以王安石乾脆提出“三不足”，下猛藥。結果，已有的問題、已有的矛盾沒有解決，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發生了。

但是，這仍然不能怪王安石，也不能怪他的先行者范仲淹。如同醫生給癌症病人做切除手術導致癌細胞擴散一樣，不做手術是等死，做手術可能不成功，可能導致癌細胞擴散，但也許成功。不能因為害怕不成功就不動手術，也不能因為害怕不成功而不改革、不變法。

怎麼辦？很難辦。王安石沒辦好，范仲淹沒辦好，他們之前的王莽、之後的張居正也沒辦好，但也有人辦好過。這就提供了一個思路，那就是在社會矛盾沒有過於激化的情況下及早改革、及早變法。猶如不斷對人體進行調理，增強自身的抵抗力，及早發現、及早治療身體的疾病包括癌症，爭取早期發現、果斷治療。最好不要出現“王安石”，最好不要使王安石為難，特別最好不要出現“三不足”式的“王安石變法”。因為到了這一步，事情就不太好辦，一般都是走向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