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出心裁的李鴻章提出了一個全新方案
鹹豐十年（1860年）秋天，英法聯軍攻佔天津，接著向北京推進，不久直逼北京城下。鹹豐皇帝逃往熱河途中，給駐紮在安徽祁門的兩江總督曾國藩下了一道聖旨，要他速派鮑超率部北上“勤王”，交勝保調遣。這道聖旨是軍機處於八月十一日六百里加急發出的，八月二十六日凌晨之前送達曾國藩手中。
鮑超是湘軍的一員悍將，他指揮的部隊稱為霆軍，是湘軍的勁旅，很有戰鬥力。靠湘軍起家的曾國藩，視兵權為命根子，當然不願意朝廷抽走這支部隊，把鮑超這樣的猛將交給滿族權貴勝保指揮。再者，當時隨曾國藩渡江、進軍皖南的部隊當中，鮑超一軍是絕對主力，他一走，曾國藩幾乎無兵可用。
更讓曾國藩有苦難言的是，接到聖旨頭一天，李元度兵敗徽州，祁門大營險情不斷。此時的曾國藩，自身安全無法保障，身家性命吉凶未卜，哪有心思發兵“勤王”？
此事讓曾國藩傷透了腦筋，連續幾天“竟夕不寐”。
曾國藩決定集思廣益，請幕僚們充分發表看法。同時四處寫信，找人談話，廣泛徵求意見。這個時候的李鴻章卻別出心裁，提出了一個全新方案。
李鴻章認為：英法聯軍已在北京城下，以他們的實力，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湘軍千里迢迢派兵北上救援是遠水不解近渴，不僅於事無補，而且徒勞無益。再說，英法聯軍即使打進了北京城，最終無非和朝廷“金帛議和”了事，不可能和滿族人搶皇帝做，真正威脅清王朝統治的還是太平軍。但救君父之難是臣子義不容辭的職責，公開反對發兵既不明智，也有犯上嫌疑，萬萬使不得，社會輿論乃至後世史評也令人懼怕。
李鴻章於是給曾國藩出主意說：我們不妨採取“按兵請旨，且無稍動”的辦法來對付。過幾天再給皇帝上一道奏摺，說鮑超只是一員戰將，非方面之才，位望和能力都不夠擔當援兵統帥重任，請朝廷於曾國藩本人和湖北巡撫胡林翼之中選擇一人為主帥統兵北上，護衛京畿。而奏摺來往需時，曾國藩所接聖旨已在路上走了半個月，這裡再耽擱數日復奏，等奏摺送達熱河皇帝手上時，又要半個多月，在這一來一往一個多月時間裡，形勢肯定發生了變化，已經不再需要湘軍北上了。
這的確是個兩全其美的好主意，曾國藩欣然採納了李鴻章的意見。拖到九月初五日下午，他才親自起草了回覆朝廷的奏摺。
十月初四日和初七日，曾國藩果然接到了朝廷發出的兩道新諭旨：鮑超、曾國藩和胡林翼均“勿庸前來”。
李鴻章的這個主意不僅幫了曾國藩大忙，而且讓曾國藩看到了李鴻章過人的政治才幹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淮軍史》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見和看法
樊百川的《淮軍史》卻認為，曾國藩做出“按兵請旨”、不讓鮑超北上“勤王”這個決定，是聽取了湘軍大將李續宜的建議，不是出自李鴻章之口，理由是除了徐宗亮的《歸廬談往錄》，別無其他材料能夠證明這一點，而在鹹豐十年九月初六日曾國藩寫給胡林翼的信中，卻明確寫有“主意系希庵（李續宜）所定”這樣的話。另外《曾國藩日記》當中，除了八月二十八日記有“夜與少荃（李鴻章）久談”一語，此後一個多月竟無一語提及李鴻章，曾國藩大營似乎已無此人（事實並不盡然。九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就當面向李鴻章打聽過曾國荃在家鄉的表現。——筆者注），而九月初四日上午李續宜奉召從湖北來到祁門後，到十二日離去，八九天時間裡，曾國藩不僅連續多次與他暢談北援之事，而且再無第三人參與。
此事究竟孰是孰非？
事實真如《淮軍史》說的那樣嗎？筆者認為值得商榷。
我們先來看《淮軍史》引為論據的曾國藩寫給胡林翼信中的這段原文：“楚軍入援之諭，本日始行復奏。恭親王之旨，亦鈔折諮呈復之，茲將折稿錄呈臺覽。主意系希庵（李續宜）所定，與侍（我）初計相符也。惟如此入奏，諭旨派出之後，即不可少有濡滯。求閣下於南北岸各軍預先安排，應撤圍者預先撤圍，應退扎者預先退扎，俟奉到諭旨，公北上則侍當移駐皖北，侍北上則請公兼管皖南，皆義不容諉。其行裝銀兩，日內即當籌畫，諸求詳示。”
曾國藩的意思非常清楚：“按兵請旨”、不讓鮑超北上“勤王”的想法，他早就有了，李續宜和他無非是不謀而合，或由曾國藩說出，李續宜幫他下了最後決心而已，哪裡是聽了李續宜的建議之後才突然冒出來的。至於此後數天時間裡，曾國藩反覆多次與李續宜暢談北援之事，不是談要不要派鮑超率部北上“勤王”交勝保調遣，而是商量曾國藩或胡林翼一旦統兵北上，原來的軍事部署應該如何調整，他們該帶什麼部隊北上等等，也就是曾國藩信中說的“南北岸各軍預先安排，應撤圍者預先撤圍，應退扎者預先退扎”。
李續宜這次到祁門來，商談中與曾國藩總體上雖然達成了一致，但並不是沒有分歧，直到九月十二日早飯後李續宜離開祁門，他們的分歧都無法消除，使得曾國藩“心中為之鬱鬱”。
事情說來真是巧合，送走李續宜不久，曾國藩吩咐李鴻章起草彈劾李元度的文書，也遭到拒絕。這一下曾國藩惱火了，不僅把李鴻章當出氣筒，而且氣得自己“抑鬱不平，遂不能作一事”。所有這些，在《曾國藩日記》中都寫得清清楚楚。
另外正如前文所寫，八月二十六日凌晨曾國藩接到速派鮑超率部北上“勤王”聖旨後，先是請眾幕僚獻計獻策，繼而四處寫信，找人談話，廣泛徵求意見，而八月二十八日夜裡曾國藩與李鴻章恰有一次“久談”記錄，由此不難推斷，“按兵請旨”、不讓鮑超北上“勤王”這個決定，正是他倆這次“久談”時定下來的，然後過了一個星期，有了充分醞釀並得到李續宜首肯，各方面考慮均已成熟，能確保萬無一失，才由曾國藩親自寫成奏摺回覆朝廷。這與李鴻章拖幾天再回復的主意，在時間上也是完全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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