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伍連德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馬來西亞檳城，曾誕生過一位挽救過中國國運的人物，他不但是中國現代醫學的奠基人之一，還是劍橋大學首位華人醫學博士，也是諾貝爾獎史上首位華人候選人……他叫伍連德，字星聯。梁啟超先生曾讚譽道：“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從1908年到1937年，歷經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等歷史貫穿了近代中國衛生事業發展的各個階段。他為國服務30年的履歷，是近代中國醫學與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歷史的一個縮影。

處理瘟疫

1910年，東北地區突然爆發了一種可怕的大規模流行性傳染病：染疫病人先發燒，次咳嗽，繼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後面板呈紫紅色。這些症狀指向一種曾令世界都為之膽顫的瘟疫：鼠疫。

更可怕的是，因為東三省當時是中國鐵路網最發達的地區，疫情沿交通線迅速擴散，這裡的政治局勢也異常複雜險惡：俄國和日本把這裡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都虎視眈眈，隨時尋機擴大特權。特別是日本，一直企圖透過自己主導疫情治理來插手東北政治。

同時，在東北居留的俄國和日本僑民眾多，他們之中已發現有人染上了瘟疫，如果處理不及時得當，同樣可能造成外交危機。在這個危急時刻，清政府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承擔處理東北鼠疫的重任。

顯然，伍連德就是最適合的那個人。他不僅具有流行病學、細菌學知識，也受過良好的醫學訓練，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充滿了為國解難的決心和意志。因此，在外交家施肇基的推薦下，伍連德被委任為瘟疫調查員，派往哈爾濱迅速瞭解疫情。

伍連德剛到哈爾濱，就幹了一件全中國都沒人敢做的事：解剖死屍。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人體的解剖。

透過對死亡患者進行病理解剖，伍連德確定此次瘟疫為鼠疫，並且和此前席捲歐亞的腺鼠疫不同，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新型鼠疫。腺鼠疫是從鼠傳給人，這種鼠疫是人傳人，鼠身上卻根本沒有；而且這種鼠疫是透過人的呼吸系統傳播。因為這些特徵，伍連德將其命名為肺鼠疫。它主要透過人與人傳播，傳染性強，死亡率高，且根本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面對新型瘟疫，伍連德認為控制疫情必須實行嚴格的隔離檢疫，並根據疫情傳播蔓延的方式、路線提出了9條建議。經過多方努力，當地政府和俄國方面負責人全面接受了伍連德的防疫方針，出動軍隊參加防疫，檢查流動人群特別是加強鐵路檢疫，對可疑病人採取嚴格的隔離措施。

1910年，獲得政府批准的伍連德在山海關設立檢疫所，始創了中國自主的防疫機構，並聯絡各海港同時實行檢疫，從而成為這場人類與瘟疫之間慘烈戰爭事實上的指揮者。雖然有了根據地，但這場艱苦的戰鬥還遠遠沒有結束。

由於瘟疫的來勢過於兇猛，人民死亡無數，當時僅哈爾濱傅家甸墳場就露天停放了數千具屍體，無人過問。伍連德發現這個情況後，立刻明白這可能是極為危險的傳染源。在徵得地方士紳支援後，他上奏朝廷，請求集體火化屍體。這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韙。

好在清政府當時的一把手、溥儀的父親攝政王載灃也知道，在這人命關天的緊急時刻，不能再循常理人倫辦事，於是清政府對此事的處理表現了罕見的開明和辦事效率，迅即照準。

1911年1月30日，伍連德指揮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為消滅疾病而進行的大規模集體火葬，焚屍三天，火化了數千具屍體。這一行動在後來也被公認為東三省鼠疫防疫的轉折點，在國際上同樣引起了很大反響。

經過數月奮戰，伍連德和他的戰友們終於使東北鼠疫在4月底得到了全面控制。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今瀋陽）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會議成為中國衛生防疫事業一個新的起點，對我國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的建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伍連德也就此聞名世界。

推動醫學發展

不僅成功進步離不開發展近代醫學科學，1914年1月，向民國政府提交了《擬改組全國醫學教育意見書》，系統提出了改革醫學教育的計劃。

根據他的建議，內務部頒發瞭解剖條例。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給予人體解剖以法律上的認可，對於醫學發展意義巨大，可以認為是中國傳統醫學走向現代系統化過程中的一次大突破。

作為接受西方醫學薰陶培養的科學家，伍連德同樣重視中國傳統醫學。他與王吉民合作十餘年，以英文編寫《中國醫史》。

透過著書的過程，伍連德深知要發展現代醫學，必須處理中西醫之矛盾，因而號召全國醫務界破除門戶之見。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醫界“儼然有留學東西洋及畢業本國之分，精神散渙，各存珍域之心，意見參差，難望切磋之益。醫業之不進步，此實為一重要原因”。

他呼籲醫學界同仁加強團結，“聚同業於一堂，聯絡感情，交換知識，以互助之精神，作公開之討論，集思廣益，辨難析疑，則醫業有不日益發達者哉？”

正是在這樣的心願下，伍連德最早提議成立中華醫學會。

不僅如此，伍連德在興辦醫學院校和醫院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就。

1916年，北洋政府批准了伍連德的建議，在北京籌建中央醫院。可是當時的中國，戰亂四起，很難湊出足夠資本興建大型醫院。為瞭解決這個問題，伍連德親自多方奔走籌款，甚至曾返回檳城募捐。最終，中央醫院（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在兩年後落成開診，成為第一所由中國人自己興建的大型綜合性醫院，伍連德擔任首任院長。

1926年，伍連德和林家瑞在東三省特別區長官公署及哈爾濱海關的資助下，藉助東三省防疫事務總管理處所屬濱江醫院的臨床裝置和技術力量，創辦了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現哈爾濱醫科大學），並擔任第一任校長。

包括如今著名的北京協和醫院，其創辦也離不開伍連德的努力。20世紀初，洛克菲勒基金會計劃在中國資助大型長期專案。與此同時，伍連德也提出加速興辦現代醫學科學院，發展中國的醫學教育。在雙方合作協商後，洛克菲勒基金會終於決定將錢投向中國西醫學建設。

見到機會大好，伍連德建議政府邀請基金會派遣代表團來華考察。這次參觀成就了一份名為“中國的醫學”的詳細報告，並呈交給了洛克菲勒基金會董事會。報告提出，第一個醫學機構應設在北京，這就是後來的協和醫院。

除了發展現代醫學外，伍連德也反對西方干涉中國內政、毒害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是他一貫的主張。為此，他不僅和前輩林則徐一樣禁菸銷煙，還從西方人手中奪回了珍貴的海關檢疫權。

“鼠疫鬥士”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伍連德在東北20多年的心血毀在了日寇手裡，他不得不到上海主持全國海港檢疫事務管理處，繼續從事國境衛生檢疫工作，並又一次承擔起了重要責任。

1932年，上海爆發大規模霍亂，所幸有伍連德坐鎮，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他本人也再一次名揚天下。然而不幸的是，1937年日本侵略軍的炮火打到了上海，淞滬淪陷，他的事業再次毀於敵手。在連天的抗日烽火中，飽經滄桑的伍連德舉家離開上海，告別為之服務了30年的祖國，迴歸南洋老家檳城。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檳城也遭到了日軍的踐踏蹂躪，伍連德的人身自由受到日軍的無理監控。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迎來了安謐的晚年時光。作為中國現代醫學史上開山祖師級別的人物，伍連德為中國服務了30年，篳路藍縷，對抗鼠疫、霍亂等大規模流行性傳染病，團結領導中國醫界，推動近代醫學科學的傳播發展，無論外界風雲變幻，始終潔身持正，無愧為近代中國醫學發展之階段性傑出代表，堪稱“國士無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