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匾高懸傳美名－—名醫匾話

民國年間，上海某富商患病，群醫束手，以為不治。獨有一位中醫認為可救，處方數劑，竟告痊癒。富商很感激，出千元求章太炎先生為題一匾，借重以揚其名。太炎手書四字，曰“第三扁鵲”。富商大惑不解，請教於他人，都認為“第三扁鵲”顯含貶義，可能是“第二扁鵲”筆誤。富商婉求太炎改寫，章氏大發脾氣，說：“所書無誤，醫之譽，無過於此者。彼果為名醫，必知其義。”且補署落款“章炳麟”(太炎之名)，以堅其信。富商不得已，將書法制匾奉送。醫者收到後，喜出望外，高懸於廳堂。原來《史記》中的扁鵲，姓秦名越人，《史記正義》引《黃帝八十一難序》雲：“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已經是“第二扁鵲”了，故譽某醫為“第三扁鵲”並沒有錯。章太炎滿腹經綸，焉能不知此等學問。此是一段趣話，藉此談談有關名醫與匾額的故事。
匾，或稱匾額，是為題有頌揚或命名內容文字的橫額，-般掛在廳堂或門亭上，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頗具特色的一種形式。說起來，扁額與名醫常常有著不解之緣。醫生治好了病，尤其是大病重病，患者為表謝意，最隆重者莫過於送一塊金字牌匾了，古來如此。“妙手回春”、“懸壺濟世”、“杏林春暖”等等匾額，著實可令廳堂蓬壁生輝。如果牌匾出自名家或權貴之手，其份量自然非同一般，常常寓含著一段歷史，彰揚著醫者的美名……
龔廷賢(1522～1619年)，江西金溪縣人，曾任太醫院吏目。明萬曆21年，魯敬王朱壽曾之妃張氏,患腹脹如鼓,左脅積塊刺痛,坐臥不寧,晝夜不寢,痰嗽喘促,飲食不進,諸醫罔效。召廷賢診治,服藥百劑，苦楚全消。魯王大喜，稱之為國手，欽賜匾額一方，題曰“醫林狀元”。是醫學史上獲得“狀元”榮譽稱號的第一位醫生。廷賢墓地在今撫州市金溪縣，墓碑上刻著“明太醫院御醫醫林狀元龔廷賢墓”字樣。
1916年，孫中山赴紹興視察時，陪同前往的胡漢民先生患病，經紹興名醫裘吉生診治，服藥治療，一劑即愈，孫中山手書“救民疾苦”四字相贈。紹興文人劉大白也擬了一聯相贈：“未必逢兇化，何曾起死回。”橫額“集腋成”，合在一起即隱含“裘吉生”三字。1929年，全國中醫界奮起反對汪精衛“取締中醫案”，當時會場裡和報紙上都懸掛和刊登了孫中山先生的這幅題辭，影響之大，自不待言。
孫中山先生還曾為滬上名醫丁甘仁題匾。丁甘仁熱心公益事業，濟世扶貧，作出許多善舉，時人頗有口碑。他在滬南、滬北創辦了兩所廣益中醫院，主要為了嘉惠貧困病人。丁氏每診僅收1角（當時丁氏診金一般為1、2元），即可免費得藥一帖。由於丁氏善舉影響，又有多醫慷慨解囊，創設了仁濟善堂、聯義善會等多家施醫所，廣濟大眾，流澤無窮。孫中山感其誠德，親書“博施濟眾”匾額嘉勉之，其匾即懸於丁氏診室大廳正中，足以令蓬壁生輝。
張簡齋（1880～1950年），民國時南京“首席名醫”，中醫界有“南張北施”之說，即南方的張簡齋，北方的施今墨，俱為國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親題“當世醫宗”一匾贈與張簡齋，也算實至名歸。
1937年七七事變後，雲南58、60軍北上抗日，雲南白藥發明者曲煥章滿懷愛國熱情捐獻了3萬瓶百寶丹(白藥)給抗日將士。李宗仁率40萬官兵與日軍血戰臺兒莊，雲南白藥以其神奇的“止血愈傷”功效救治了無數的抗戰兒女，為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作出巨大貢獻。蔣介石聞知很高興，揮毫題寫了“功效十全”匾額，專門派員到昆明贈給曲煥章。一時間，百寶丹的名聲與抗日熱潮一起傳遍神州大地。雲南省督軍唐繼堯也曾賜匾“藥冠南滇”。
1929年，汪精衛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取締中醫案”，激起全國中醫界的憤怒。名醫施今墨等組織華北中醫請願團，聯合各省中醫到南京請願。老天有眼，適值汪精衛的岳母患痢疾，遍請西醫，未見少效，行將不起。有人建議請施今墨診治，汪精衛無奈，同意試試。施今墨憑脈言症，每言必中，汪精衛的岳母心服口服，頻頻點頭稱是。處方時施今墨說：“安心服藥，一診可愈，不必複診”。病危至此，一診可愈？眾人皆疑。孰料僅服數劑，果如施氏所言病癒。老太太要送匾額，施今墨說：“不必送匾了，您只要看看中醫能否治好病。”汪精衛這才不得不有所轉變，題字送匾“美意延年”（荀子語）給施今墨。美意，樂意也，“美意延年”意為無憂患則益壽延年，是常用祝頌語。
給醫生送匾當然意味著褒揚感激之意，但是也有例外。范仲淹“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一語，是對為醫者的嘉勉，“功同良相”也常作為金匾上讚譽之語。但是如果把良醫比作“良將”，那就絕無褒義了。解放前，上海某醫可能把某人家眷之病看壞了，或者其他原因，某人送他一塊牌匾，上書“功同良將”，這就絕非讚揚了。因為唐·曹松有詩句：“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意謂大將建功立業是以千萬士兵的生命作為代價的。所以，謂某醫生“功同良將”實乃莫大嘲諷。業醫者當時時警戒自己萬勿作“良將”之醫。
名醫能夠得到患者贈匾，當然是很榮耀的事。但是凡事都有個限度，如果弄得滿牆到處掛匾，如同書畫展覽，那就有點炫耀之嫌了。很多名醫對此頗為不屑，對贈匾看得很輕，顯示了一種超然淡泊的氣節。比如北京四大名醫之一汪逢春(1884――1949年)，一生淡泊名利，名其書齋曰“泊廬”，取淡泊明志不求聞達之意。嘗曰：“醫家之技術如何，病家自有公論，何用自我吹噓？”“醫者以治病救人為目的，唯有恪遵仲景之言，勤求古訓，博採眾方，以充實自身，始能濟世活人。聯匾等踵事增華之物，不過一宣傳品耳，於學問何補哉。”凡有患者贈送匾額者，皆婉言謝絕，不容推卻者，亦從不懸掛。另一名醫肖龍友（1870～1960年），也與汪先生一樣，不尚虛榮。先生德高望重，卻從沒有所謂名醫派頭兒。家門口只用一塊尺許長、3寸多寬的小木牌，刻著“蕭龍友醫寓”5個小字，僅供求醫者辨認住址而已。許多被治癒的社會名流贈送匾額，雖然書法、裝飾優雅，但一塊都不掛牆上。積多了還叫人刨平，用為製作傢俱的木料，其高風亮節足令世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