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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題牡丹

幸自同开俱阴隐,何须相倚斗轻盈。

陵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

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

长年是事皆抛尽,今日栏边暂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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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及註釋 補充糾錯
譯文
很慶幸這些牡丹花開時,枝葉俱茂,所以花朵隱約依稀,它們也毋須互相依倚著爭奇鬥豔,以輕盈相比。
清晨到來時一朵朵花兒都像新妝的面龐一樣,對著賞花的賓客偏偏都含著羞怯不語的深情。
沒有心機的雙燕時時從花上掠過,多情的遊蜂卻正在花間盤旋採蜜。
多年來我已懶於過問世事,今天在欄邊看到這些牡丹,禁不住眼光暫時明亮起來。

註釋
陰隱:一作“隱約”。牡丹花開時,枝葉已盛,故云隱約。
相倚:指花枝互相依倚支撐。鬥:爭鬥比較。
陵晨:凌晨,清晨。並作:同作。
無機:沒有心機,無意。
多思:多情。經營:此指蜂於花間盤旋採蜜。
是事:事事,凡事。
暫眼明:眼睛為鮮花照亮。

參考資料:

1、藍保卿.中國曆代牡丹詩詞選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23

2、宋長琨.韓昌黎集: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86-87

3、蔣業偉.韓昌黎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3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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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背景 補充糾錯
  這詩作於唐憲宗元和十年(815),當時韓愈四十八歲,在朝為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後升任太子右庶子,逢牡丹花開,心情暢快,遂作此詩。

參考資料:

1、李文祿.古代詠花詩詞鑑賞辭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493-194

2、宋長琨.韓昌黎集: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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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補充糾錯
  第一聯“幸自同開俱陰隱,何須相倚鬥輕盈。”寫牡丹“同開俱陰隱”,不必“相倚鬥輕盈”,這是指牡丹花之間同開俱隱約,還是以牡丹與別的花相比較,並未言明。從詩意看,似指牡丹花之間可能性為大。“幸”字流露了作者擔心、緊張情緒。“何須”則是勸告語氣,正應“戲題”二字。這聯寫了牡丹同開俱隱約,又寫了它們之“鬥輕盈”。“陰隱”“輕盈”寫牡丹的神態,但這並不輕鬆。這一聯裡顯然凝聚著韓愈內心探處的難言之隱。清黃叔燦《唐詩箋說》認為“有比意”。究竟是比官場中人事糾葛,還是仕途升騰降落,難以探究。總之,韓愈似乎是將自己感慨寓於其中了,因而就格外有韻致。

  第二聯“凌晨並作新妝面,對客偏含不語情。”就牡丹的神態作進一層描繪。“並作”仍強調同樣的特徵,同上聯“同”、“俱”呼應,更說明鬥輕盈的不必要。是上聯旨意的形象論證。晚唐羅隱《杜丹花》詩寫道:“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確實可以看是受韓詩的影響,不過相比之下,韓的“對客偏含不語情”更含蓄別緻,有回味的餘地。再加上或許含有某種隱情於其中,就更引人入勝了。

  “雙燕無機還拂掠,遊蜂多思正經營”一聯描繪了牡丹花開之後燕舞蜂忙的嬉鬧場面。實際也是渲染了牡丹花所處的環境。就牡丹自身而言,“鬥輕盈”就已經具有人格意識,“新妝面,不語情”就更強化了這種意識,這都是從牡丹本體出發,自然顯現,而雙燕、遊蜂作為牡丹的身外之物也頻頻關照、時時拂掠、苦苦經營,而作為牡丹自身卻又有念想。詩人似乎無意涉及,也就不必探究其中是不是藏有微言大義。單就藝術描寫角度看,寫出了牡丹花的豔麗姿態,及其繁華場面,有很強吸引力,顯示了作者深厚語言工力非同尋常。而最後“長年是事皆拋棄,今日欄邊眼暫明”就很清楚表露了作者見牡丹而心喜,忘卻多年塵俗之事的愉悅之情。清汪佑南《涇草堂詩話》就認為晚唐諸家詠牡丹“盡態極妍,總不如昌黎一首”,似乎有些過份,因諸家所詠自有其特點自有其角度,不能一概而論,但就藝術上的“輕清流麗,無意求工”這一點說,卻道出了韓愈這首詠牡丹詩的特色。而這一特色,恰恰是韓愈將自己心理感受注於詩中所致。清張鴻《批韓詩》認為這首詩有韓愈“不著色”的體格,確是一語中的。較之那些濃彩重飾只求形似的詠牡丹之作,韓愈這首《戲題牡丹》還是充滿神韻的。它不僅顯示作者駕馭語言的工力,描繪了牡丹的丰采,而且,在“戲”的背後,似乎也含有嚴肅的命題。這才是韓愈這首詩被評詩家稱道的真正原因。

參考資料:
1、李文祿.古代詠花詩詞鑑賞辭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4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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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作者
韓愈
韓愈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後因論事而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後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諡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很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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