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科舉考試，是古代讀書點、押考題，這些現代人常用的方式，古代人也運用得爐火純青。
古代也有補習班
南宋學者呂祖謙建立的麗澤書院，就是一個“名牌輔導班”。書院位於婺州（今浙江金華）。呂祖謙不僅是當時的理學家、文學家，還是進士出身，在朝為官多年。他會邀請朱熹、張栻等著名大家來講學，書院師資力量強大，吸引了天下學子前來學習。
麗澤書院受追捧的最重要原因，是書院教習的內容基本上是應對科舉考試的技巧。為了提升“升學率”，呂祖謙根據當時學生的總體特點、社會實際情況和科考內容，以《左傳》為基礎，整理編寫了一本《左氏博議》作為書院的講義。呂氏一族本是山東東萊的名門望族，人們稱呂祖謙為“小東萊先生”，他的教材被稱為《東萊博議》，又因為教材是黃色封皮，因此又被叫作“黃冊子”。
黃冊子問世以後，呂祖謙毫不避諱地說：“《左氏博議》者，為諸生課試之作也。”這本教材自誕生之日起，就是為了幫助學生們應試的，裡面不僅有考試提綱，還收錄了歷年科舉考試的真題和優質答卷，以供考生學習、揣摩。考生透過學習黃冊子，應試水平有了顯著提升。這本教材一時暢銷無比，其他書院也將其選為讀本和教材。同時，它也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爭論，南宋末年的大臣劉黻就曾寫詩諷刺道：“區區黃冊子，所事惟奪魁。”
另外，古代的書院為了提升“中舉率”，每到科舉的年份，便會大規模擴招，想方設法吸引優質生源。比如，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湖南巡撫丁思孔將優秀的生童集中到嶽麓書院教授科舉之學，而且“月輒一試，糊名而進”，每月都進行模擬考試。各地士子聽說後，紛至沓來，“遠方學者聞風向往，雖遠在江南閩浙，亦不憚重繭而至”。
明清時期，書院常常按照考試成績將學生分為三等，成績最好的一等叫“正課生”，這類學生不僅食宿全免，每年還有生活費補貼，他們可以獲得良好的應試輔導和強化訓練。在鄉試年份，還有“增額正外課膏火”的規定，即無論哪等學生，都可以獲得更高的生活費補貼，書院為考生們能一心一意考取功名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不僅如此，有的書院還專門開設“舉人班”。同樣在明清時期，舉人透過了鄉試，所以沒有專門的學習場所，但舉人還需要參加會試和殿試，因此，部分書院為了滿足舉人的應試需求，會專門招收他們入院學習，為他們提供參加會試前的應試輔導教學。譬如，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鹽政阿克當阿便在揚州梅花書院招收舉人，開了清代書院招收舉人的先河。根據《明清進士位名錄》的統計，在“舉人班”開設的第二年，梅花書院便一次性考出了四名進士，其中洪瑩更是一舉奪得狀元。一時間，梅花書院聲名遠揚，成為晚清的著名學府。
臨時抱佛腳是門生意
唐朝詩人白居易參加科舉考試前，備考十分認真。他在做歷年科舉考試真題時，會把出題人意圖、應答重點、得分技巧都總結出來，並認真做好筆記。和他一同參考的學子，發現他的筆記很適合用來“臨時抱佛腳”，便紛紛向他借閱。
當時的白居易囊中羞澀，見自己的筆記大受歡迎，便靈機一動，將筆記找人編撰成冊刻印，然後叫價售賣。沒想到，還真的在考前靠著自己的筆記，賺到了“第一桶金”。
參考“學霸”筆記只是古代學子備考的方法之一，購買應試教材、進行考前押題，也是他們常用的方法。明代中後期，科舉考試日趨程式化，大部分讀書人考試的目的性更加明確，許多考生不再專注於鑽研經書大義，而是開始揣摩時文答題技巧。所謂“時文”，即科舉時代的應試文章。加上當時出版業得到長足發展，從明代開始，科舉教材就成了一門生意，一大批以考試為導向的教材湧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京華日抄》。這是明成化年間（1465年——1487年）杭州通判沈澄所刻的一部時文集，相當於現代高考優秀作文選集。此書一面世，深受人們歡迎，同類書籍也隨之大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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