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一五”計劃的編制

新中國成立後，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十分嚴峻。國際上，是尖銳對立的冷戰局面。美國對華採取極端敵視的政策，在外交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政治上顛覆。朝鮮戰爭爆發之後，中國人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一邊進行抗美援朝，一邊恢復發展經濟。1951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三年時間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1952年5月，鑑於朝鮮戰局趨於穩定，中共中央及時確定了“邊抗、邊穩、邊建”的方針。這些決策，為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下簡稱“一五”計劃）的編制工作提供了遵循。在編制“一五”計劃的過程中，周恩來傾注了大量心血。

集中精力  初定輪廓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責成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著手編制“一五”計劃。經周恩來提議，會議決定由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等6人組成領導小組，負責編制“一五”計劃。

“一五”計劃要對全國重大建設專案、生產力分佈和國民經濟重要比例關係等作出規劃，為國民經濟發展遠景規定目標和方向，對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未來發展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按照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策，“三年時間準備”即從1950年到1952年。時間已十分緊迫，周恩來需要集中精力來分析中國的經濟狀況，研究從1953年開始的五年建設的任務，以便向中央提出全盤性的建議。為此，他於1952年7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議由返國治病已經痊癒的彭德懷留在北京接替自己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這個建議被採納。10日，他致信毛澤東並劉少奇、朱德、陳雲等，提出擬在7月將“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計劃和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當儘量推開”。“對五年計劃，當著重於綜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盤意見並準備交涉材料”。為此，周恩來提出由鄧小平擔任副總理並主持一段時間的政務院工作，對此建議，毛澤東批示同意。

這樣，周恩來得以抽出時間和精力，集中思考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這個問題。經過一個多月的調研和思考，他在起草的《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的報告》中提出，今後五年是中國長期建設的第一個階段，其基本任務是：為國家工業化打下基礎，以鞏固國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生活，並保證中國經濟向社會主義前進。

在周恩來的整體考量和中財委做的大量工作基礎上，“一五”計劃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那時在國家計委工作的王光偉回憶道：“總理親自指導編制計劃，審定計劃。他工作非常細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幾乎每一個數字他都要過問，幾乎每一個百分比他都要親自計算，有些數字差錯往往是總理糾正的。”

訪問蘇聯  爭取援助

爭取蘇聯對我國建設的援助，是中央的一個重要戰略決策。1952年7月，中財委根據上報的經濟建設指標，勾畫出中國有計劃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第一幅宏偉建設藍圖草案，即《1953年至1957年計劃輪廓（草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以該草案作為向蘇聯提出援助要求的基本依據。

8月15日，以周恩來為團長，陳雲、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等組成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代表團此行的目的，除了就一些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外，主要是尋求蘇聯政府對中國的經濟援助，並希望蘇聯對中國的“一五”計劃提出建設性意見。他們先後同斯大林舉行了三次會談。周恩來向斯大林和蘇共中央全面介紹了中國國內情況，著重介紹了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設想，主要內容是：（一）中國的經濟狀況；（二）五年建設的方針；（三）五年建設主要指標和主要專案；（四）長期建設的準備工作；（五）請蘇聯援助事項。經過商談，蘇聯同意為中國實現五年建設計劃提供所需要的技術、裝置、貸款等援助，並派專家到中國幫助建設。在達成一些主要共識後，9月22日，周恩來、陳雲、粟裕等離開莫斯科回國向中央彙報。李富春仍留在莫斯科繼續與蘇方逐項具體磋商。回國後，周恩來繼續關注和直接過問中蘇雙方在莫斯科的會談程序，及時審閱請示電報，並給予明確指示和答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