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的師生

聯大歷史系的同學早在1938年就出了聯大的第一張壁報，名為《大學論壇》，發起人是徐高阮，寫文章的有丁則良、程應繆（流金）等。他們都是“一二·九”運動的積極分子，但對當時的聯大並不滿意，覺得政治上似乎是死水，而他們渴望著的卻是大海。

丁則良寫了一首七言古詩《哀聯大》，詩中對學校有譏諷，也有對學海無波的憂慮。

徐高阮後來去了臺灣，做了研究院的研究員。1964年，他在臺灣《中華》雜誌3月號批評他的聯大同學，說殷海光不是“一個自由的羅素崇拜者”，“其實是一個最不能自由思想的人，而且正好相反，是一個最喜歡專斷的，最反對自由思想的人”。

殷海光在聯大時叫殷福生，和我同班上王憲鈞先生的邏輯課。他身材瘦小，其貌不揚，穿一件舊藍布長衫，課前課後，常陪著王先生散步。原來他在中學時代就喜歡辯論，所以對邏輯產生興趣。他讀過羅素的《一個自由人的崇拜》，讀過金嶽霖的學術著作《邏輯》，並且寫了一封信給金先生，還寄去一篇論述邏輯的文章，金先生推薦在《文哲》學報上發表了。

殷福生又寫了一篇《論自由意志》，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還翻譯了一本《邏輯基本》，1937年由正中書局出版。所以1938年他入聯大時，已經在同學中小有名氣了。他在聯大還是一樣喜歡爭論，有一次和同學們打賭，他爬上了二十米高的電線杆，另一次他在風雨之夜，一個人去校外的墳地裡走了一圈。

到臺灣後，他和羅素、愛因斯坦等世界一流大師通訊不斷，關係密切，而羅素說過：“中國文明如果完全屈從於西方文明，將是人類文明史的悲哀。”（轉引自《殷海光傳》，下引同書）1955年，他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去哈佛大學研究和講學，見到了自由主義大師胡適。但是他說：“早期的胡適宣揚民主和科學，光芒萬丈，可打80分；中期的胡適，包括任駐美大使和北大校長，表現平平，可得60分；晚期的胡適受人捧，一點硬話不敢講，一點作為也沒有，只能給40分。”於是他就接過胡適自由主義的大旗了。他的學生李敖說：“我大學時代，胡適已經老態……無復五四時代風光；殷海光則如日中天……他的蛟龍氣質，自然使我佩服。”

聯大左派學生的代表有經濟系的袁永熙，他是地下黨的書記，大一時擔任昆中南院的伙食委員，那時我是昆中北院的夥委。我不同意上屆夥委一葷三素的選單，改成葷素搭配，而且素菜中有玉米，不料引起了很多同學的反對。我就去找袁永熙取經。他告訴我南方人把玉米當菜，北方人卻當粗糧，夥委一定要南北兼顧才行。

在聯大的左派同學當中，我認識得最早的是流金，他和我是南昌二中的同學，但比我高三班。1933年4月6日，我第一次參加——應該算是參觀——全校的運動會，看見流金一馬當先，得到了好幾個長跑的冠軍，好不神氣！籃球比賽，他又是校隊的中鋒，舉手投籃，立刻掌聲四起，好不威風！當時我的夢想就是做一個運動健將。但是我的年紀太小，還不滿十二歲，直到三年之後，才得到了中級組跳高第三名。

運動健將的夢難圓，我又改集郵票，沉醉在薩爾河畔的風景，非洲的老虎大象之中。在1935年日記的第一頁，我寫下了新年的三大願望：一是學問猛進，二是家庭平安，三是郵票大增。流金的弟弟應銓和我同班，看到我的日記哈哈大笑，說他有一張美國林德伯上校飛渡大西洋的郵票，問我願不願意高價收買。我答應用三十張郵票和他交換，成交之後，發現他的郵票背面破損。他比我大兩歲，又是流金的弟弟，只好自認吃虧算了。

流金是“一二·九”運動的前鋒隊員。1938年4月，他和燕京大學的同學柯華（後為外交部的司長）等人去了延安，受到周恩來副主席的接見。9月他到昆明西南聯大歷史系借讀。1939年由於沈從文先生的推薦，流金參加了昆明《中央日報》副刊《平明》的編輯工作，聯大同學汪曾祺、袁可嘉等都曾投稿。

1940年，他在報上發表了《門外談詩》，其中有不少獨到的見解。他說：“一個詩人走入人間，或在其中，或在其上，而不能在其外。杜甫是在其中的，而李白在其中，亦在其上。在其中的，表現的是它全部的歡喜與悲哀。我們可以從他的作品裡呼吸到他所處的時代的氣息。比如杜甫的詩：‘劍外忽傳收薊北……李白既表現了他的時代，而又超越了它。’德陽新樹似新豐，行人新宮若舊宮……當玄宗入蜀之後，離亂的人並沒有這種感覺，但詩人卻擺脫了時代的羈絆，發出這樣的聲音，不過他並沒有置身於事外。”

流金又說：“唐以前的人，對於人生、世界、宇宙都看其全，而不看其偏：對於和人生有關的問題，都把它當作自己的問題來看的。宋以後卻不然。”“一個詩人對於人生和世界能看其全，他便走出了人生，走入了世界……一個人的作品，第一必須反映他的時代，第二必須具有藝術的價值。”

關於《詩經》和《楚辭》，他說：“《詩經》大體上可以說是言語的藝術……《楚辭》卻充滿了文字的藝術……《詩經》是一個鄉村的姑娘，風韻天然，如璞玉之無華。而《楚辭》卻是一個打扮了的女子，人工更裝點出她天然的美麗，更令人覺得婉約多姿，但又脂粉服飾，莫不恰如其分，也彷彿是與生俱來。”從中可以看出流金的綜合能力和分析能力，他也像唐人一樣對人生和世界能看其全了。

1944年8月他在貴陽花溪清華中學與李宗蕖結婚，婚後雙雙來到昆明，在天祥中學任教，後來天祥遷到小壩，他做訓導主任，我做教務主任，來往更多，關係也更密。他曾請聞一多先生來天祥作報告，並在他家午餐。他加入民盟也是聞先生介紹的。

他在《人之子——懷念聞一多先生》一文中，談到聞先生加入民盟後對他講過的話：“我從‘人間走入’地獄了。以前我住在龍頭村，每回走進城，上完了課又走著回去，我的太太總是帶著孩子到半路上來接我。回到家，窗子上照映的已是夕陽了。我愉快地洗完了腳，便開始那簡單而可口的晚餐。我的飯量總是很好的。哪一天也總過得很快活。現在這種生活也要結束了。”這就是說，加入民盟之後，他要準備鬥爭，走入“地獄”了。在他犧牲之後，流金寫道：“他走入了地獄，天堂的門卻為他開放了。”9E5836BF-DE64-4D6E-9D02-EE0DA349BC98

關於清華和聯大的教育，聞先生也對流金說過：“我是從中國的舊教育中訓練出來的。我現在痛恨舊的教育和美國的教育，我覺得這種教育耽誤了我的半生。但我們卻不能忘記那些教育的好處，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則還是值得我們遵循的。比如說，儒家的忠恕之道和美國人的負責任，切實的好處，我們就得學習。”

我曾在龍雲公館中召開的聯大校友會上，聽到聞先生對舊教育的嚴厲批評，當時覺得太偏激了。讀了《人之子》之後，才知道聞先生是矯枉過正之言。其實，儒家的忠恕之道，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可以說是目前國際關係中最需要的原則。如果每個國家都能做到，那就可以避免國際爭端，爭取世界和平。而美國人的負責求實精神，卻是今日世界發展的重要因素。求恕是消極的，求實是積極的，兩者結合起來，就是爭取世界和平、發展全球經濟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