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資條看李大釗的革命底色

從圖書館主任到教授

李大釗的月薪，依據的是1917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頒佈的《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蔡元培是一級校長，月薪600 元；陳獨秀是四級文學科學長，月薪300元。李大釗當時不在教員序列，他領取的是五級主任的月薪120 元。

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期間，李大釗對北大圖書館進行了一系列整頓和改革，使得北大圖書館由一個封建藏書樓變成為教學和科研服務的圖書館。1918 年10 月，北大紅樓落成，圖書館也隨之遷入，幾乎佔去整個一層樓。一樓東南角有兩間房連通，外間是圖書館會議室，裡間則是李大釗的主任室。也就在這個月，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和李大釗一起工作了4 個多月。他後來回憶道：“我在李大釗手下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正是在李大釗指導下，1920年3 月，北京大學進步學生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何孟雄、黃日葵、王復生等19 人秘密發起成立“馬克斯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並得到蔡元培校長的支援。

兩年的時間裡，李大釗的聲譽日隆。魯迅曾回憶說，李大釗留給他的印象很好，“誠實，謙和，不多說話。”1920 年7 月8 日，北京大學評議會特別會議，全體透過“圖書館添用助教，圖書館主任改為教授”。此後，李大釗便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兼任圖書館主任，1920年為政治學系教授，1921 年改聘為史學系教授。聘為教授以後，他的月薪也變成了200 元。

當時的國立大學教員分為正教授、本科教授、預科教授和助教，一共4 等，每等6 級。原則上，教員連續工作滿一年就可以晉一級。

從1920 年起，李大釗先後在北京大學史學系、政治學系開設了《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現代政治》《工人的國際運動》《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課程，開啟了在中國大學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之先河。除北京大學之外，李大釗還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講授課程，當時是以講師身份計酬。講師，在當時是一個非常設的兼職工作崗位，只按授課鐘點給予酬勞，視難易程度從兩元至五元不等。

受聘為教授之後僅幾個月，李大釗就入選了“商決校政最高機關”的北京大學評議會，成為評議員。從1920 年至1923 年，李大釗連續4 年當選，且得票數逐年增加。

1922 年12 月，李大釗辭去圖書館主任職務，轉任校長辦公室秘書。1924 年以後，李大釗專注黨的工作，只保留了北京大學教授的職位。此時，他的月薪已漲至280元。

三張薪俸收據

中國國家博物館儲存有李大釗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的三張薪俸收據，每月280 元的月薪都由夫人趙紉蘭代領，最晚的一張是1927 年2 月1 日，此時距離李大釗英勇就義僅有兩個多月。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張工資條的拖欠時間基本上都超過了半年。1926年9 月領取的薪俸是上一年3 月的，1927 年1、2 月領取的薪俸是上一年5、6 月的。其中，1927 年2 月1 日領取的只是半薪，也就是280 元的一半。

堂堂大學也會出現拖欠教職員薪俸的情況嗎？這是因為當時的軍閥政府為了爭權奪利，經常推遲撥付教育經費。馮友蘭回憶說：“有一個教授，同時在四個大學裡教課，到了年節，四個大學都發不出工資，當時稱為‘四大皆空’。”早在1921 年3 月15日，北京國立八校就成立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決定聯合開展索薪鬥爭。會議推選北大教授馬敘倫為主席，李大釗為新聞股幹事。馬敘倫被軍警打傷後，李大釗代理主席，繼續領導鬥爭一年多。這也是造成他沒有到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的主要原因。

相當一段時間裡，北京大學教職員的月薪都是在一個月以後分兩次發放，每次支付半額，且多以“現洋五成中票五成”發放。所謂“現洋五成中票五成”是指薪俸中一半以銀圓（即現大洋）支付，一半以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發行的鈔票（兌換券）支付。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是北洋軍閥政府的兩大金融支柱，它們發行的鈔票或兌換券（簡稱“中票”）在市場上貶值，很難兌現。

因此，李大釗前兩張薪俸收據上的280 元應是足月工資，能一次領到較為難得，而第二張薪俸收據的140 元，明顯只是半月之數。

接濟貧寒青年，支援革命活動

李大釗生活生活無以為繼。對此，趙紉蘭沒有任何怨言，將有限的生活費精打細算，讓丈夫沒有後顧之憂。

李大釗接濟過包括劉仁靜、曹靖華等人在內的許多貧困學生，從保留下來的借薪收據中可見一斑。有一張印有“北京大學用箋”抬頭的信紙，“今借用大洋叄佰元”，兩張專用的“北京大學教職員借薪收據”，金額分別是63元和175 元。最後一張的數額較大，是1924 年6 月5 日，由同事於樹德代收的400 元的借款單據，幾乎等於李大釗一個半月工資。當時，正受到京師警察廳通緝的李大釗，接到黨中央派他率團去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通知。臨行前，他委託於樹德到北大借款400 元，作為黨組織的活動經費。

李大釗的公而忘私、捨己為人，真正達到了“忘我”的境地。1920 年10 月，李大釗在北大紅樓圖書館主任室秘密召集會議，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並當眾宣佈每月從個人薪俸中捐出80 元為開展各項活動的費用。很多時候，明明工資已經捉襟見肘，李大釗還繼續寫借條讓人到北大會計室領取，發工資的時候再扣除。在已知的早期共產主義者中，李大釗是每月資助革命最多的人。

據資料記載，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和安穩。

李大釗英勇就義後，中外記者到他租住的府右街朝陽裡3 號家中採訪時，震驚不已。《晨報》《京報》等紛紛報道，“李夫人回家後，僅一元之生活費”，就連日本人主辦的《順天時報》也撰文稱：“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後極為蕭條。”

李大釗就義之後，他的生前好友紛紛為趙紉蘭及孩子們捐款。這其中還包括北大同事沈尹默代領的兩張“北京大學教職員借薪收據”，時間是1927 年5 月30日和6 月8 日，金額分別是224、264 元。李大釗一生中的借款，從來都是慷慨地用於黨的事業和其他同志，這一次終於用在了自己的家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