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通天下”喬致庸

1937年8月下旬，一架飛機在祁縣喬家堡上空盤旋3圈後，向北飛去。駕駛員喬惆要去晉北的寧武、雁門關一帶，協助陸軍對日作戰。兩個月後，喬映庚收到兒子喬惆的來信，他迫不及待地開啟：“國之將傾，何以為家，大人對兒幼時之教誨，至今猶歷歷在耳，未敢一日忘。兒雖不才，不敢與嶽武穆、文天祥等先聖比，但以堂堂熱血男兒，值此國難當頭，豈敢以兒女之私廢大公乎……戰事日迫，民無寧時，兒不能親侍左右，望大人善自珍重，亦須明哲保身，設處境日危應速作南旋計，以度此風雲之秋，唯霜風漸緊，務希珍攝。祖母大人處亦望婉轉慰藉，勿以實情相告。”但剛收到信沒幾天，喬映庚就收到了兒子戰死沙場的訊息，不禁老淚縱橫，又感欣慰：“不辱門風。”

80年後，歷史撥開迷霧，人們不禁感慨：“重利輕離別的商人之家，也有忠勇烈士。”而喬映庚口中不辱的“門風”，也來自一手將家族帶向輝煌的爺爺——喬致庸。

1855年，37歲的喬致庸滿懷信心地準備鄉試，想要一舉奪魁，進而中進士、點翰林，實現耕讀傳家的夙願。可一個噩耗傳來，徹底打亂了他的陣腳：“太平天國佔據江南，導致喬家的茶路斷絕、資金鍊斷裂，家族生意危在旦夕，哥哥一口氣沒上來，撒手西去。”這時，哥哥的兒子還小，作為弟弟的喬致庸必須盤活生意，才對得起喬家三代人的心血。

祖父由走西口起家，所以家族的店面大部分在包頭。喬致庸知道，恢復茶路是其次，首先得穩住包頭的生意。來到包頭後，他發現情形遠比想象中的更為嚴重：員工擠兌薪水、人心浮動、資金短缺，每一項都要動搖喬家的根基。

面對這種情況，喬致庸提出“頂身股”的概念。一個小夥計進入店裡當學徒，3年後如果成績合格，就成為正式員工。再勤勉工作三個賬期（十年）後，如果成績優良，沒有任何失誤，就可以由掌櫃推薦、股東認可，拿到一二厘的身股，也叫“乾股”。這種股份不能買賣，只能參與分紅，人不在了，股份也就被收回。但是隻要員工表現良好，拿到的身股也會隨著工齡增長，喬家可以養他一輩子。

喬致庸的“頂身股”制度一經施行，馬上就穩定住了浮動的人心。老夥計們都拿到了合適的股份，新夥計的心也安定了下來，真正把喬家的生意當作自己的事業來做。

穩定了自家員工，喬致庸又吸引其他商號的人才，並且靠家族長年積累的聲譽借到了貸款，因此，喬家在包頭的生意迅速起死回生。隨後，喬致庸又把生意擴張到呼和浩特、祁縣、太谷，經營日用百貨、皮毛、糧食、錢莊、酒店，一張遍佈西北的商業網路，在喬致庸的手中鋪開。

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以後，南北茶路重新疏通，喬致庸再一次前往南方販茶，經過包頭，遠銷恰克圖、蒙古以及俄羅斯，從地方豪紳，變成了北方雄商。

如果說普通員工參與分紅，能夠有一份安身立命的收入，那麼對商號的管理人才，喬致庸只要認定，就能立馬破格任用。

1881年，平遙“蔚長厚”的掌櫃閻維藩被排擠，他決定返回老家另謀高就。喬致庸聽說此人才能了得，於是派了兩路人馬，扛著八抬大轎，分別在閻維藩可能出現的路口等候。一連等了8天，閻維藩的身影終於出現。

看著風塵僕僕的喬家人，閻維藩頓時感動得熱淚盈眶，但他堅持不上轎，他要與喬家人並肩而行。最後實在相持不下，他才在轎子裡放了一頂帽子，算是代替他坐轎了。

回到祁縣後，年僅36歲的閻維藩當即出任“大德恆”票號的掌櫃。他憑藉出色的才能，在後來的26年裡，讓大德恆票號每股分紅都在8000——10000兩白銀，真正是“一言興家，一言振業”。

還有“文盲掌櫃”馬荀，這個大字不識一籮筐的夥計，因為出色的業務經營能力，被喬致庸一舉提拔為大掌櫃，將包頭的“復盛西”商號經營得日進斗金。

喬致庸散了錢財，卻聚集了人才；他的生意，富了自己，也富了眾人。

在晚清時期，票號最初由平遙的“雷履泰”發起。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全國的票號也不過五家，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七家分號，而且他們還不和中小商人做生意，只選擇與大商人合作。這樣一來，大部分商人仍然得帶著沉甸甸的銀子走南闖北，一不小心就會被土匪、惡霸謀財害命。喬致庸接掌家業後，看到了票號業的前景，決定挪動多餘的資金開設票號。眾人紛紛勸阻：“現在入局，很難賺到錢了。”但在喬致庸的構想裡，票號的功能不僅是賺取利息，而是要“匯通天下”。

為打造清朝“銀聯”，喬致庸投資26萬兩白銀成立“大德恆”票號，並在3年後將“大德興”也改組成票號。兩大票號火力全開，讓所有商家都能實現“異地匯取”的夢想，只用帶著一張收據，就可以走南闖北。即便收據在路上被土匪搶劫，如果沒有密碼，在票號中也換不到銀子。所以，在喬家的票號史上，沒有一例誤兌錯兌，他們將票號生意做到了極致。

大格局下的大夢想讓喬家的票號業務迅速開遍全國二十多座城市，喬家的資本在全省乃至全國的排名，也像坐火箭一般往上躥。當初的行業前輩，早已被喬致庸拋到身後，只能望其項背。

喬致庸走在街上，人人都笑臉相迎，叫一聲“亮財主”，但他知道：“有國才有家，資本要用來愛國。”

左宗棠在收復新疆時，負責籌措軍費的有兩個人：胡雪巖和喬致庸。當胡雪巖在江浙籌措到軍費後，就由喬致庸的票號運送到前線，保障軍隊的用度；當軍費緊張時，還要向喬家票號貸款。可以說，左宗棠收復新疆的軍功章上，也有喬致庸的一份功勞。

正是因為這份功勞，左宗棠在回京任軍機大臣時，還特意經過祁縣，拜訪了喬致庸。一見面，左宗棠就拉著喬致庸的手說：“亮大哥，久仰了。我在西北有所作為，全賴亮大哥支援。”感激之情，溢於言表。臨走時，左宗棠還給喬家留下一副對聯：損人慾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北洋大臣李鴻章組建“北洋水師”時，聽聞晉商富甲天下，便派人到山西商人中去募捐。

多年前，英國人就是用堅船利炮開啟了中國國門。大清國要組建水師，在喬致庸看來是再正義不過的事，他帶頭認捐10萬兩白銀。這個出手大方的山西商人喬致庸，馬上就被李鴻章記住了。為了表示感謝，李中堂親手寫了副對聯並派人送到祁縣：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