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在民間最廣為流傳的形象，就是一張如同被墨噴過的臉，他因而被稱為“包黑子”。但事實上，真實的包拯長得一點都不黑。試想，如果一個人要長成那副“黑樣”，肯定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史書上也會記上兩筆。但《宋史·包拯傳》中沒有一個字提及包拯的膚色。
在一幅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南燻殿、距今960年的包拯畫像中，可以看到，60歲時的包拯不僅不黑，長得還挺白。他的額頭也沒有一個傳說中的“月牙”。
所以，無論“黑”還是“月牙”，都不是包拯的真實形象。那麼，這兩個要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被加到包拯身上的呢？歸根結底，還是民間的傳說、文學，加上戲曲的功勞。
在民間，包拯之所以被稱為“包青天”而受百姓。但事實上，包拯擔任開封府尹前後一共只有一年半時間而已，那些有名的案件絕大多數都是出自民間移花接木或想象，而且都和包拯沒有任何關係，甚至連包拯的兩大“護法”——展昭和公孫策，也均不見於正史。
真正見於《宋史·包拯傳》的包拯斷案故事只有一個，那就是“割牛舌案”：一個農民家的耕牛被人割掉了舌頭，事情告到了當時擔任縣令的包拯那裡。包拯認為，把牛舌割掉是件無利可圖的事，肯定是有人想報復這家農民。於是，包拯讓這個農民回家把這頭牛給宰了——在宋代，私自宰殺耕牛是犯法的。結果，農民家前腳殺牛，他的鄰居後腳就來報官告密，包拯就此認定，就是這個鄰居結怨割的牛舌，最後果然如此，案情告破。在這個案子裡，包拯還是展現了一些辦案手段和智慧的。
然而，在一些筆記、方誌和野史中，也斷斷續續記錄有一些包拯斷案的故事，不過在那些故事裡，包拯就沒那麼“神”了。北宋的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中，專門記錄了包拯的一個斷案故事：包拯在擔任開封府尹期間，碰到一個犯人，要處以“杖脊”，就是挨板子。這個人花重金賄賂了負責杖責犯人的一個小吏，想免挨板子。小吏教了他一招：“包大人鐵面無私，肯定是要我當庭打你的。在我開打之前，你就拼命喊冤，我就拼命罵你，這樣事情可能就會有轉機。”結果到了公堂之上，包拯果然宣佈要打板子，犯人鳴冤，小吏立刻高聲斥責，且極力表現仗勢欺人的樣子。包拯頂著“包青天”大名，看不過去，立刻就主持公道，責備小吏口出狂言，結果小吏捱了板子，那個犯人倒是從輕判決了。
沈括是帶著揶揄的口吻來寫這個故事的，堂堂包大人被小吏與犯人合謀耍得團團轉。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展現了包拯的“人性”，而不是“神性”。
那麼，如果包拯靠的不是“斷案如神”，他又為何能名垂青史呢？
這就要說到包拯真正的過人之處：清廉、公正和敢於彈劾進諫。
包拯素以清廉聞名。包拯曾在端州（今肇慶）做過長官。端州以產硯臺聞名，每年還會將硯臺上貢。在包拯到任前，他的前任每年都以朝貢為名，加徵數十倍的端硯，用來中飽私囊和送人行賄。包拯到任後，嚴格規定上貢多少就徵收多少，不許超支一塊。在包拯離任時，一塊端硯也沒帶走。
包拯的公正，其實並不是指他的斷案，而是指他整體上秉公執法、不畏強權。包拯剛在家鄉廬州當長官時，他的親朋故舊覺得可以依仗他的照顧，開始做一些違法亂紀的事情。包拯得知後，當即令人抓來他一個犯法的舅舅，當庭杖責示眾，從此，親朋故舊大大收斂。
在做開封府尹時，包拯決定疏浚惠民河。他發現惠民河河道堵塞的原因，是很多權貴官僚家的花園修建亭臺樓榭，入侵了河道。包拯下令仔細測量和留下證據，然後將權貴們所有跨河修建的樓臺、花園和亭橋全部拆毀。在這個過程中，包拯遭遇了很大阻力，有的權貴甚至拿假地契來打官司。包拯識破了他們的伎倆，直接向朝廷彙報，要求嚴懲。
在做監察御史時，包拯瞭解到楊邠、王鼎、王綽三人被貶官，因為他們都是范仲淹提拔的人才——范仲淹因“慶曆黨爭”被貶，殃及池魚。包拯其實是范仲淹等新政黨人的死對頭“守舊派”提拔的，但當他了解到楊邠等三人業務能力很強且公正廉明時，他極力主張重用三人，結果三人都被重新提拔。
在自身行得正的前提下，包拯當然敢大膽彈劾和進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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