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代君主同堂時

除了宮廷生前交班的特例。由於權位是讓渡的，兒皇就尊父皇為太上皇，於是便出現了兩代君主同堂的局面。這類太上皇，僅南宋就延續了三代，依次是宋高宗、宋孝宗與宋光宗。篇幅限制，這裡主要說說宋高宗與宋孝宗兩代同堂的那些事。

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下，在強大壓力下，宋高宗不得不宣佈將親赴前線督戰。作為皇儲的趙瑋得知戰報，不勝義憤，主動請纓，願意率師出征，為王前驅。正告病假的王府教授史浩聽說此事，急忙趕到王府告誡道：“太子不可將兵，這是古來慣例。”趙瑋畢竟缺乏做皇儲的政治經驗，他不知道，請纓出征正犯了搶班奪位威逼君上的大忌，鬧得不好還可能遭到廢黜。史浩立馬代為起草了悔過疏。高宗御覽趙瑋的第一封奏疏，正在疑怒之際，忽又收到他“痛自悔過”的第二封上書，改請扈從警蹕，以盡忠臣孝子之道，這才略釋疑怒。

歲末，確信金主亮已在內亂中被殺，宋高宗這才象徵性地北上，完成御駕親征的“壯舉”。隨駕過程中，趙瑋也學了乖，步步踩在臣子之道的點子上。他一路騎馬伴隨著父皇，哪怕雨雪打溼了朝服，也全然不顧，一副恭敬樣，還親自悉心安排父皇的飲食起居。皇子這番亮相，贏得群臣一片讚譽聲。

宋高宗察覺了朝臣內心的微妙動向，金軍的毀約更讓他的苟安政策丟盡了臉面。次年年初返回臨安不久，他就下詔宣佈禪位，趙瑋被正式立為皇太子，改名趙眘。趙眘的皇儲之路居然艱難地走了三十年，交班這才定局。高宗這年才五十六歲，身體十分健康。他經過深思熟慮才作出這一決策：讓一個聽命於己的繼承人替代自己處理朝政，自個兒既省得政事煩心，又能進一步換取他的知恩圖報；這樣，既可以安享尊榮，又可以在適當時候以太上皇身份左右大局。禪讓無疑是明智之策。

新皇帝宋孝宗尊宋高宗為太上皇，上尊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光堯”無非頌揚其禪讓之德，比堯傳位給舜還要偉大光輝。在評價上給足面子，還祝太上皇長壽偉大，新君在政治經驗上大有長進。在立皇太子的儀式上，宋高宗一不小心說漏了嘴：“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他選擇孝宗，適時禪位，就是指望接班人知恩圖報，為他“掩覆失德”。

不管哪個朝代，一旦當上了太上皇，要的無非兩大特權：一是物質待遇上巧取豪奪揮霍享受的特權，一是大計方針上干預朝政左右大局的特權。南宋第一代太上皇也不例外。

先說前者。太上皇退居的德壽宮，由秦檜舊邸改建而成，因在大內之北，時稱北內。孝宗為他引西湖之水入德壽宮，營造出人間勝景，供其養尊處優。太上皇每月僅零花錢就有四萬貫（相當於朝廷大臣中最高月俸的一百倍），每年四十八萬貫支出，還不包括德壽宮的日常開銷。每逢生日，還得孝敬壽禮，銀五萬兩、錢五萬貫、絹五千匹是最常規的數碼。有一次，宋孝宗為上壽酒配一根壽星通犀帶，就花了十萬貫。一次酒醉中，宋孝宗隨口許諾另獻二十萬貫，事後不復憶起。太上皇卻惦記著這筆外快，在太上皇后前一再提及，太上皇后便用私房錢以兒皇的名義代為獻進。宋孝宗知道後，為討太上皇帝與太上皇后的歡心，反正不用他自個兒掏錢，翻個倍再獻四十萬貫。

不過，太上皇實在貪得無厭，竟指使貼身宦官開設酒庫，私自釀造德壽宮御酒。有位諫官上朝直奏：北內有私酤，完全無視國家的榷酒政策。太上皇聞訊勃然大怒，宋孝宗只得罷免其諫官之職。宰相。

再看後者。或許宋孝宗竭力滿足太上皇的物慾特權，是打算換來他在朝廷大政上對自己的放手。但太上皇並沒有如其禪位時宣稱的那樣，不問朝政，頤養天年。不僅宋孝宗新任命的宰執，往往必須到德壽宮“入謝”，面聽太上皇的“聖訓”，一到關鍵時刻，太上皇更是多方掣肘，出面干涉，尤其在事關抗金的原則問題上。即位之初，宋孝宗銳志北伐，便著手恢復岳飛的名譽，為了“掩覆”太上皇的“失德”，他煞費苦心在追復詔書中說“太上皇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原官”，硬把殺害岳飛的元兇說成是“念之不忘”的聖君。也許見自己“失德”被洗白，太上皇對這事沒吭聲。

當孝宗力陳恢復大計時，太上皇斷然放話說：“等我百歲以後，你再討論這事吧！”這句話簡直就是“我在我說了算”那句話的宋代版。得知抗戰派領袖張浚再被起用，太上皇對孝宗說：“張浚徒有虛名，其實不過是專把國家名器錢物做人情的小人！”見孝宗不為所動，仍以張浚為相，太上皇便提出讓主和派湯思退出任左相，張浚當右相，企圖以宋制尊左的慣例，壓制主戰派，無奈之下，孝宗只得照辦。張浚提拔張孝祥任都督府參贊軍事，太上皇將他召至德壽宮，搶白道：“張孝祥一定很精通軍事吧！”迫使張浚更改任命。當聽到宋孝宗揹著他下達了北伐命令時，太上皇氣急敗壞地將其召入德壽宮，要他收回成命，在這節骨眼上，孝宗也只能以沉默不語來表示拒絕。

隆興北伐失利，宋金重開談判。宋孝宗同意張浚力主在談判中採取強硬的態度，湯思退卻全盤接受金國的領土要求，還以太上皇壓孝宗說：“宗社大計，奏稟太上皇帝再作決定。”氣得宋孝宗只能大罵湯思退的行徑“秦檜之不如”。在隆興和議中，由於太上皇的干預，南宋沒能爭取到更多的利益。宋孝宗在事後承認：“太上聖意，不敢重違。”

和議成立次年，金使入見，宋孝宗要求按金主亮南侵後的敵國之禮，由合門轉呈國書。此舉無非是外交較量，也表明孝宗對抗金大計耿耿於懷。金使則堅持按紹興和議舊儀，由宋帝在殿上親自起立，從使者手中接受國書。雙方僵持多日，最後太上皇發狠話，你不接，我去接。孝宗儘管一肚子的憋屈，也不得不循紹興舊例。總之，在北伐與和議的這幾年裡，號稱“北內”的德壽宮儼然成為凌駕在“大內”朝廷之上的又一個權力中心。

在南宋諸帝中，宋孝宗也許是唯一欲有作為的君主，晚年卻慨嘆未能洗雪國恥。其中固然外有地緣政治的均衡因素，但太上皇的牽制和干擾，讓他束手縛腳、有心無力，也是重要的內因。宋孝宗在位共二十七年，有二十五年處於太上皇的掣肘之下。在恢復大業上，太上皇一再教訓孝宗：“一旦用兵，對方不過事關勝負，我們卻是關乎存亡！”出於對太上皇“不忍違”（實際上也不敢違），在隆興北伐後，宋孝宗“用兵之意弗遂而終”。恢復故土，洗雪國恥，事關南宋朝廷的國是大計，姑且不論宋孝宗在這一問題上的是非功過，在太上皇的橫加干預下，他甚至連完整貫徹自己恢復意圖的條件都不具備。

淳熙十四年（1187），太上皇宋高宗終於嚥氣，但兒皇帝宋孝宗也已銳氣銷盡。太上皇與兒皇帝兩代君主同堂，這是專制君主政體下的怪胎。按理來說，對兩代君主同堂，作為兒皇帝的宋孝宗應該是最深知其弊而終受其累的，但歷史也真夠弔詭的，他在太上皇死後只做了兩年皇帝，竟然也禪讓給了兒子，自己也做上了太上皇。他的太上皇命可沒有宋高宗那麼好，落了個棲棲惶惶的結局；他的兒子宋光宗在位五年，因精神病發作，不得不再禪讓給唯一的皇二代宋寧宗。讀史至此，你不得不感嘆：榜樣的力量真偉大，制度的惰性太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