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來送往是門啥“學問”

清乾隆年間，廣西發生了一起公務迎送中官逼死官的慘案。

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科考季，廣西學政梅立本到鬱林州主持考試，同年登科入仕的陸川縣知縣楊槤負責接待梅立本一行，承擔了他們的飲食起居和各項供應。梅立本“用夫至數百名之多”，面對楊槤的盡心接待依然不滿，屢屢刁難，“逼勒供應”，甚至逼迫楊槤下跪，叫囂要參他一本。在梅立本的肆意凌辱和威脅下，楊槤忿恨自刎。

乾隆帝得知此事後，認為學政一職本就“優給養廉”，梅立本卻不知潔己奉公，還以考試供應為理由，“恣意勒索、凌辱逼命”。後來梅立本被革職，並被查抄了家產。

楊槤案是古代官場迎來送往中的極端案例，但如果說迎來送往有可能決定官員的命運或前途卻一點也不誇張，同時，也嚴重影響著官場的風氣。

作為古代官場應酬中的重要形式，迎來送往是公務活動的組成部分，也是一門複雜的學問。

對官員迎來送往的記載，最早見於西漢。這一時期選官制度逐漸完善發展，地方官員無論是到任還是離任，或是中央官員到地方執行公務、將軍出征途經，地方上都要進行迎送。

漢武帝時，為打擊地方豪強，出現不少酷吏，南陽人寧成便是其一。御史大夫公孫弘曾認為寧成治理百姓猶如兇狼牧羊，即便後來寧成被罷官居家，其“威重於郡守”。但在另一酷吏義縱被任命為南陽太守後，寧成依然小心翼翼地到城外“側行送迎”，可見此時對地方官員的迎送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霍去病出徵匈奴時，途經河東，河東太守也到郊外迎接，親自揹著弓箭，引路至平陽傳舍，為霍去病一行人安排好食宿，還引薦了霍去病的生父霍仲孺，父子相認。

迎送把握好度，實際上在古代官場是有利於公務開展的，有的朝代有“送故主簿”的職位，專門負責應酬過往官員。但這樣的制度往往會走偏，成為部分官員鑽空子的漏洞。東漢陽嘉元年（132）尚書令左雄上書漢順帝，表示地方小官俸祿微薄，車馬衣服等供應都來自於百姓，廉潔自謙的官員只拿取恰當的部分，貪官汙吏則想盡辦法以公濟私，此外，官員往往任期未到就頻繁進行調動，送迎開支甚巨，對政事和百姓都造成了巨大負擔。漢末魏初名士劉虞曾上表論治國之道，其中也提到小官流動頻繁，“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足見此時迎來送往的弊端已引起了官場有識之士的注意。

與物件是到任和離任官員的迎送相比，地方官員顯然更重視對朝廷要員過境時的應酬招待。這是因為，地方官員要想晉升，除了按部就班甚至需要依憑一些運氣的考課考核外，上級官員的舉薦提攜更加重要。如果遇到朝廷要員來到自己轄區，自然是要竭力討其歡心，甚至花費大量人力物力修路造橋，以期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同樣，就算沒有抱著加官進爵的想法，招待稍有怠慢，可能連眼前的既得利益都守不住。

王景歷仕五代和北宋六朝，是一名功勳卓著的將領，先後獲封太原郡王、鳳翔節度使。這樣一個位高權重的官員，“每朝廷使至，雖卑位必降階送迎，周旋盡禮”，應酬來到他地盤的朝廷官員時，也是謙遜禮讓，小心翼翼。《宋史》認為這樣的王景“性謙退，折節下士”，換一個角度說，他又何嘗不是深諳迎來送往的學問，透過示弱讓自己在宋初平穩地安享晚年。

萬曆二十三年（1595），科場、官場數次失意的袁宏道，終於被選為吳縣縣令，但期盼已久的公職並沒有像他想象的那樣好。在給友人沈廣乘的信中，袁宏道抱怨“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為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袁宏道發現，做官面對的是如雲的上官、如雨的過客，“苦哉，苦哉”。但同時，他卻也明白了迎送這門學問的訣竅——面對上官只需要一副賤皮骨，面對過客只需要一副笑嘴臉，只要掌握了，便只苦而不難。

袁宏道是接受不了這樣的生活，很快就託故辭官。但古代官場中，更多的官員鑽營迎來送往的應酬技巧，企圖透過這種“偏道”向上攀爬。

晚清官員張集馨在《道鹹宦海見聞錄》對迎來送往的應酬有詳細的記錄。清朝的迎送一般由糧道承辦，西安地理位置重要，“西藏、新疆以及隴、蜀皆道所必經”，張集馨任陝西糧道時見慣了迎送的場面，一般流程是過客到境、地方官員迎接、張燈結綵、傳戲備席。

戲要準備兩班，席也分上、中兩個檔次，分別是5桌和14桌。上席每桌必備燕窩燒烤，中席則安排魚翅海參。西安地處內陸，許多山珍海味並不易得，但糧道必須想方設法準備，否則會被認為“慳吝”。待過客離開時，地方官員又一齊到城西相送，並根據對方官階高低贈送盤纏。

有時久久沒有官員過往，地方官員還得主動邀請，以便聯絡感情。張集馨的友人曾寫信詢問他的情況，他只回複道：“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有識者恥之。”在頻繁的迎送應酬中，官員根本無心問政治民，反而會絞盡腦汁地填補鉅額花費，形成貪腐之風。

許多官員都苦於迎送，但有些人卻“樂在其中”。官員迎送與否都是帶著明確目的的，在趨利避害的心態下，有官員喊苦喊累，也有官員趨之若鶩，即便付出了巨大代價。

在世情小說《金瓶梅》中，西門慶透過賄賂權臣蔡京蔡太師，得到了清河縣刑理司副千戶之職，正五品。拜蔡京為義父的新科狀元蔡蘊奉命回原籍省親，將路過清河縣。西門慶保證，不管蔡狀元要多少盤纏，“我這裡無不奉命”。

後來，已經成為巡鹽御史的蔡蘊再次來到清河，還帶上了另一位宋御史。西門慶這一次的迎送工作搞得聲勢浩大，“鬨動了東平府，大鬧了清河縣”，“費夠千兩金銀”。宋御史從一開始的冷漠以待，到後面熱情致謝，也是看上了西門慶背後的財力。他請託西門慶在家裡幫他代辦宴席，招待奉欽差殿前六黃太尉。此後，但凡重要官員過境，都要由西門慶出錢做東，極盡迎送之事。

照理說宋御史的官級比西門慶小，他是七品，而西門慶是正五品千戶，但巡按手握考評彈劾地方官員的大權，西門慶不得不小心應付。

說到底，迎來送往作為古代官場應酬的一種形式，具有極強的政治功利性。紹興二十五年（1155），秦檜養子秦熺從建康回京，途經平江時，“守臣湯鵬舉先往吳江道周伺候數日，迎送甚謹”。而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范仲淹被貶饒州時，“歷十餘州，無一人出迎”。官場炎涼冷暖，就在這迎送之間一望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