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隋唐，除了“天可汗”李世民傳說中的主角。
可惜的是，演義與歷史終究有較大出入。不同於小說演義，歷史上的“秦府舊將”在步入貞觀年間後，並未延續昔日的輝煌，反而表現得十分低調，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從結局來看，“秦府舊將”大概可以分為三類人：一者參與謀反，而後兵敗身死，如侯君集、張亮等人；二者早早離世，未有幸見到“貞觀之治”，如秦瓊、段志玄等人；三者雖然活躍，但也鮮少掛帥出征，如尉遲恭、程咬金等人。
以尉遲恭為例。在“玄武門之變”與“逼迫李淵退位”這兩件事中，他出力最多、立功最大。據《舊唐書·列傳第十八》記載：“及論功，敬德與長孫無忌為第一，各賜絹萬匹；齊王府財幣器物，封其全邸，盡賜敬德。”同年（武德九年，626）九月，尉遲恭升任右武侯大將軍、進吳國公，獲封1300戶食邑。
然而，備受李世民器重的尉遲恭，卻在這之後鮮有作為。貞觀元年（627），尉遲恭破突厥於涇陽；可等到他下次出征，便已是貞觀十九年了，而且還不是單獨領兵。彼時，李世民親征高麗，尉遲恭從徵之。與他相似的還有程知節，其軍事生涯同樣在貞觀年間暫時畫上了句號。
以上種種，是否說明唐初的戰事並不多呢？顯然不是，因為貞觀年間的大型軍事戰鬥，主要被“二李”包圓兒了。在“秦府舊將”賦閒在家時，李靖、李積二人反倒名震東北，恩撫西域。
綜上，不難得出結論：前兩者（早逝與謀反被殺者）的確是“秦府舊將”在貞觀年間頗為低調的主要原因。但更加值得深思的，還是尉遲恭、程知節等人：仍活躍在朝堂的他們，為何不如以往受重視了？
與李世民的執政方向“背道而馳”，是“秦府舊將”在貞觀年間地位衰落的根源所在。貞觀元年，封德彝在李世民面前吹捧軍事武功，當即遭到後者反駁，見《唐會要·卷三十三》：“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為過矣！”
李世民的“文治”思想，於此時初見端倪。及至貞觀四年，李世民已明確表達出自己“偃武修文”的政治主張。據《資治通鑑·唐紀九》記載，上（李世民）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雲：‘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
初唐能有“貞觀之治”，離不開李世民文武並重的政治主張。打江山難，守江山更難。武將出身的李世民在登上帝位以後，能虛心納諫，並將國家發展的重心轉為文治，殊為不易，大見其功夫之深。
所以，在這種政治環境下，武將出身的“秦府舊將”遭遇冷落，也是在所難免的事。誰叫他們沒有像李靖、李積這般，做個文武雙全的能臣呢？沒錯，“二李”雖然在貞觀年間屢立戰功，但有意思的是，他們最終都由武轉文了。李靖因軍功累遷為尚書右僕射，成了治國的宰相；李積不甘示弱，歷任幷州大都督（即李治）府長史、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子太師等文職。
嚴格意義上說，李世民透過弒兄逼父的手段逐得王鼎，算是得位不正。為此，李世民當然要不遺餘力地宣揚“君臣之義”。為了避免後人向他學習，李世民不止一次強調：“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於此處所見，反倒有點“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意思。但對李世民來說，這的確是無可奈何的辦法。為了消弭自己發動“玄武門之變”帶來的消極的政治影響，李世民在位時經常把“君臣義重”掛在嘴邊。
由此可見，明定“君臣義重”已成為李世民的執念。問題便出在此處：在當年的“玄武門之變”中，尉遲恭、程知節、秦瓊、張公謹等人是出過大力、立過“大功”的。換言之，“秦府舊將”與李世民都已被打上了“反君臣之義”的標籤。
在此情形之下，李世民自我安慰倒也就罷了，可他卻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些“秦府舊將”。倘若李世民再毫無顧忌地繼續重用他們，豈不是又違反了他自己辛苦宣揚的“君臣義重”？
正因如此，“秦府舊將”與“玄武門之變”一樣，都成了李世民儘量避而不談的話題。
陳寅恪先生曾在《論隋末唐初所謂的“山東豪傑”》一文中指出：山東豪傑是唐初功臣中的山東人士，他們為“玄武門之變”出力頗多，因而在唐初政治上佔重要地位。由此觀之，山東豪傑出身的秦瓊、程知節以及山西的尉遲恭等“秦府舊將”，之所以能在初唐年間揚名顯達，與他們對李世民的支援有莫大關係。不過，在李世民開啟“貞觀之治”後，這些功勳舊臣顯然無法滿足他的治國需求了。
彼時，“秦府舊將”在朝堂佔比頗高。可李世民不僅需要山東士族的幫助，受“關中本位”政策的影響，他更離不開關隴貴族的支援。而且，為了均衡東西、南北之爭，李世民還需要提拔一些江南士族入仕。
一份“蛋糕”就這麼大，“新人”要多分一口，“老人”就會少分一口。因此，在李世民拔擢“四方之士”的執政傾向下，昔日輝煌一時的“秦府舊將”，也難免會走向衰落，這是導致他們在貞觀年間低調無比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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