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槍有劃時代的意義。刨根究底,也就理所當然。
打響武昌首義第一槍的究竟是誰?據《中國近代史大辭典》《近代中國百年史大辭典》《歷代名人協統黎元洪被迫效順而起革命軍於武漢之日也。”自此後,熊秉坤“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被載入革命史冊,並被世人所公認,似乎不應該有什麼異議。
但是,辛亥革命的參加者、新聞記者胡祖舜作為武昌首義的知情者,於1936年10月在漢口《中西報》上發表文章,公然對熊秉坤“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的說法提出質疑。他以親身經歷與新聞記者的洞察力判斷認為當時新軍輜重隊在城外首先發動起義,時間為1911年10月10日下午6時,而新軍工程營在城內發動起義是晚上8時左右,應是輜重隊在先,而工程營熊秉坤在後。所以說熊秉坤“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的說法是欠妥的。另據文學社、共進社主要成員,第二十一混成協炮、工、輜各隊總代表,城外起義總指揮李鴻升自述稱:“……在萬分緊張之際,羅金玉發一訊號槍,全營同志蜂擁集合,入軍裝房,搶子彈一箱,燃燒馬草馬房,以為發難號,頓時滿天煙霧,鬼神皆驚,人心奮發。”胡祖舜在《武昌開國實錄》一書中亦載有“城外起義總指揮李鴻升指揮羅金玉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時間是10月10日晚上6時零5分。‘幸是一槍,而民國從此聲一響而專政倒矣”。李鴻升、胡祖舜都確認是羅金玉“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
胡祖舜,名瑞,湖北嘉魚人。早年曾任塾師。1908年加入新軍十六協三十一標步隊當兵。1909年加入共進會,1911年春毅然剪去辮子,以示革命決心。不久離開軍營,任新聞記者,為報紙寫稿宣傳革命,並在武昌設立機關,聯絡革命黨人。他是武昌首義的積極參加者。武昌起義後,任湖北軍政府參議。不久任民軍輜重二營管帶,曾在漢陽負責民軍總司令部軍械供應工作。南北議和後,任漢口警察局局長,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其所著《武昌開國實錄》史料翔實,可靠性強。羅金玉被公認為武昌首義城外第一發訊號槍者。
那麼,武昌城裡究竟是誰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呢?據1918年熊秉坤在上海寓所寫的《武昌起義談》載:“程繼身一槍中陶腰部,此即武昌首義第一槍也。”熊秉坤這段話講的是一則史實:原來工程營正目金兆龍等秘密組織革命,卻遭到二排排長陶啟勝的武力反對,後隊五棚士兵程正瀛為救戰友金兆龍,於是搶先將陶啟勝擊斃。槍聲響的時間是1911年10月10日晚上8時左右,雖然主觀上不是為武昌首義打響了第一槍,實際效果卻起到“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所以當時熊秉坤確認“此即武昌首義第一槍也”。這樣看來,武昌城裡工程營發難,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的理應是士兵程正瀛,而不是熊秉坤無疑。
城外打響第一槍後,總指揮李鴻升率領第二十一混成協炮、工、輜各隊43名起義軍戰士開始進攻武勝門等城門,但不得入,當轉到相國寺時,聽到城裡槍聲大作。武昌首義城內工程八營在最危急關頭,幸虧立刻得到城內步兵與城外炮八標等所有革命黨人的響應,從而奪取了決定起義成敗的具有重大意義的楚望臺軍械庫。由此可見,城內程正瀛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它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遠遠超過城外羅金玉打響了武昌起義第一槍。所以人們在談誰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時,往往就武昌城裡發難而言。
先說城外起義打響第一槍的羅金玉,武昌起義後,擔任起義軍第一支隊支隊長,10月11日,曾率領第二支隊打退清軍殘部的反撲。但事後杳無音訊。而城外總指揮李鴻升武昌起義後雖曾參加推翻清政府統治和北洋軍閥鬥爭,但似乎很不得志,大革命後就下海經商,在武昌開辦民生襪廠,自此後就很少談及武昌起義的往事。1931年因病去世。而胡祖舜後來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因參與曹錕賄選大總統,為人詬病(時人斥為“豬仔議員”)。後又創辦《新潮北》雜誌,刊登譏評孫中山的文章,更為人們所不齒。所以他著《武昌開國實錄》及其1936年在漢口《中西報》所撰文章更不為人們所正視。羅金玉的事就這樣不了了之。
至於“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者程正瀛怎麼“榜上無名”呢?原來,程正瀛並非真正的革命黨人,武昌起義後不久就投靠北洋軍閥,成為殘害革命黨人的一隻兇惡的鷹犬。後來他被革命黨人賈正魁誘捕,被灌醉酒後拋入長江淹死,他的“打響了武昌首義革命第一槍”之功,也隨之煙消雲散,“再不復有人道也”。其好友金兆龍,“物以類聚”,他也步程正瀛的後塵,投靠北洋軍閥,當上一名密探,與革命黨人為敵,人們都棄而遠之,他最終於1933年在鬱悶中死去。唯有新軍第八鎮工程八營總代表熊秉坤,武昌起義後,被推為民軍第五協統領,率軍在漢口、漢陽與清軍激戰,後任民軍第五旅旅長,擢升陸軍少將。1913年參加反袁世凱鬥爭,事敗後流亡日本。1914年參加中華革命黨,同年秋回國,在湖北組織討袁軍,任鄂中司令。後赴廣州,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軍、湖北省政府委員、南京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他先後得到袁世凱、孫中山褒獎,並被確認為“打響了武昌首義第一槍”者——辛亥革命的英雄人物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