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評論：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
這個說法有些道理，但不能當嚴謹的結論看。
晉朝的政權來自曹魏，所以它要論證曹魏的合法性，那就要說曹操好；但政權已從曹家轉移到司馬家，是天命已改人心已變，又需要說曹家壞。
如果說曹魏是一個延續幾百年的政權，那就可以採用經典曹操、曹丕是好的，最後的皇帝曹髦、曹奐是壞的。一切都很簡單。
但曹魏才四十六年的歷史怎麼就有那麼多粉絲呢？關羽、張飛怎麼就成了之後幾百年武將的偶像呢？
歸根結底，還是曹操把人得罪得比較狠：如果我是漢朝，那麼曹操又喜歡大屠殺，又把沉重的賦稅徭役壓在我頭上——所謂“屯田”，其實就是建立了一個個集中營，我們都成了其中的苦役犯——我恨死他了。
可以說，如果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除非成為曹操利益集團的一份子，否則我沒理由喜歡他。
平民百姓的怨言，很容易沉沒於幽暗的歷史深處，但世家大族就不同了，他們喜歡以道德學問標榜，筆桿子在他們手上，所謂“公道自在（有話語權之人的）人心”，士人說曹操的壞話，傳播效果特別好。——當然，若因此認為只有士人痛恨曹操，那也想得差了。
所以對西晉朝廷來說，對曹操的評價既不能太好也不能太壞，分寸拿捏是一種藝術。形式上，我們不能否定某個人，實際評價時，卻不妨吐槽這個人。對此人宏觀肯定具體否定：場面話，說好的；實際上，卻拐彎抹角損兩句。
後世還有一部承認曹魏主導地位的重要歷史著作，就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一部編年體的史書，用誰的年號來紀年，是頂要緊的事。漢獻帝在，司馬光就用他的年號，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119年）。下一年漢獻帝禪位曹丕，司馬光就用曹魏的年號了。
為什麼用曹魏的年號而不用劉備的蜀漢年號呢？司馬光有個純技術性的考慮：曹丕的年號黃初，緊接建安；劉備下一年才稱帝，他的年號章武，和建安之間就漏掉一年不好處理。而且蜀漢滅亡最早，到晉朝建立中間又隔著一年，用蜀漢的年號的話，這一年怎麼算呢？
司馬光顯然意識到，這麼做可能讓人覺得，自己把曹魏當正統了。所以他在劉備稱帝的記載後，寫了一段很長的“臣光曰”，表示不統一，無正統，他固然很不喜歡曹操，不過也並不怎麼讚賞劉備，只不過寫歷史書必須要把年份交待清楚，姑且把曹魏的年號拿來用，“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
司馬光不像陳壽那樣有很多顧忌，寫起曹操的黑歷史來，要直白得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資治通鑑》開頭那段著名的德才之辨，雖然和曹操沒有直接關係，但也可以看作是一篇《奸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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