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面具之下的漢文帝

漢文帝劉恆是古代聖君的典範，似乎天生就是一位聖明、仁慈、自律的完美政治家。然而尋諸史籍，文帝形象並非後世所言的那般十全十美，他也會憂慮、害怕、不自信，乃至有些剋制不住的私慾。只不過他從即位之初就戴上了厚厚的面具，把真實的自己隱藏了起來。那麼，面具之後那位真實的劉恆又是什麼模樣？

漢孝惠帝劉盈死後，由於其子被認為是冒認的假兒子，身為劉邦諸子中最大的代王劉恆，突然被周勃、陳平等功臣擁立為新君。

劉恆七歲時就被分封出去，一直在太原安靜地做代王，對長安並沒有什麼興趣。這與其母薄氏有很大關聯，薄氏一生沒有大的追求，只願陪著兒子平平安安在太原當王。薄氏謙退的態度，讓母子二人逃過了呂后時代殘酷的宮廷之災，劉恆謙退的政治態度與這段經歷不無關係。

所以當公元前180年京城使者前來請他當皇帝時，他第一反應不是興奮，而是驚恐與懷疑。畢竟諸呂之亂剛剛平定，血腥廝殺過後，長安到底是什麼樣子？周勃、陳平這些老臣到底安的什麼心？劉氏子孫又是什麼態度？他一無所知，不敢貿然接受皇位。這時的劉恆，還是個普通人，所思所言所為都是本能反應。但也是從這時開始，劉恆的形象包裝開始了，劉恆自覺或不自覺發生著變化，向後世史書上那個面目模糊的聖君形象靠近。

劉恆從太原出發，到達長安郊外，發生了一件頗有戲劇性的事。周勃、陳平等平亂功臣到渭橋迎接新君，太尉周勃突然到劉恆車駕前行大禮，請求借一步說話。周勃意圖簡單粗暴，要搶在眾功臣之前把皇帝璽符送給劉恆，求一個頭號擁立功臣的政治資格。劉恆當時年僅二十三歲，正是年少輕狂、容易熱血上頭的年紀。普通人在這個年紀遇到這種事，大機率會親自下車扶起周太尉，熱情地問候之、感謝之、詢問之。

但他已非普通人。代王中尉宋昌當即阻攔，說：“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作出準確反應的是宋昌而非劉恆，但在史書語境中，宋昌作為劉恆臣子，其反應自然是劉恆政治意志的延伸。宋昌反應得快，劉恆學得也快。周勃當眾跪獻天子璽符，劉恆有樣學樣地說：“至代邸而議之。”功臣們早已定調，還需要再說嗎？但劉恆在眾目睽睽之下，不進皇宮而要先進代王舊邸“商議”，眾功臣只得面面相覷。

從不知所措到打太極，劉恆從這一刻起，正式進入皇帝狀態了。

《史記·陳丞相世家》中記載過一件漢文帝與大臣召對的事。漢文帝問右丞相周勃：“天下一歲決獄如何？”周勃答：“不知。”又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如何？”周勃又不知，慚愧得汗流浹背。

文帝又問左丞相陳平同樣的問題，陳平應對得很巧妙，決獄是廷尉的職責，錢穀是治粟內史的職責，這些小事去問他們好了。丞相是輔佐天子管理大事的，管好眾臣就行。文帝連連稱善。周勃自此之後請辭右丞相，漢文帝允准。

這件事發生在漢文帝即位不久，表面上看是君臣之間抖機靈，大老粗周勃鬥不過皇帝和陳平，弄得狼狽不堪。但背後大有文章。丞相不管具體事務，這是稍具政治常識的人都明白的。文帝以此拿捏周勃，背後有更深的目的。此事過後不久，文帝藉口長安城中列侯太多，導致京師供應壓力增大，暗示絳侯周勃帶頭離開京師，到自己的封地居住。離開京城，意味著遠離最高權力，周勃一百個不願意，但又無力反抗。

周勃回到絳縣後，再次被打擊，文帝將其下獄論罪，扣了一頂謀反的大帽子。周勃花了大錢疏通國舅薄昭，在薄太后面前求情才免罪出獄。當年那位統領百萬大軍、殺諸呂定社稷的周大將軍，不由得哀嘆今日才知獄吏之貴。

周勃真有反心嗎？肯定沒有。薄太后就質問過漢文帝，他要想謀反，當初做太尉時早反了，為何要等到現在。後世史家解讀絳侯繫獄，大多歸因於周勃是漢初軍功集團首腦，漢文帝打擊他乃是消解功臣集團的影響力。

此說固然有理，但是打擊功臣縱有千般理由，不至於對一個大老粗這樣刻薄。文帝這樣無情，大概是因周勃曾殺過漢惠帝劉盈的幾個兒子。史學界對劉盈的幾個兒子身份多有懷疑，真偽我們且不必論說。漢文帝為什麼會對此事產生反應呢？不管二哥劉盈之子是真是假，周勃作為外臣，居然擁有裁定皇族血緣、身份的權力，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