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李廣都是一個為人所熟知的悲劇英雄形象。司馬遷以同病相憐、惺惺相惜的心態為其作了傳,不僅僅是為李廣,乃至是為李氏家族做了傳。在傳記的最後,司馬遷用民間時代少見的好人,但就是這樣一個好人卻不得不以自殺而告終,而其後代也是運途多舛,幾乎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悲劇家族。自《史記》以後,李廣遂成千古悲劇英雄的典型。
在許多文人的筆下,在不少學者的文章中,李廣是個悲劇人物,他的命運值得同情,於是對其進行全面肯定、謳歌、讚美,這似乎早已成為對李廣的定評。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把悲劇分為三種型別,即主人公性格缺陷導致的悲劇、盲目命運導致的悲劇和社會地位相互對立導致的悲劇。李廣的悲劇更多的應屬於性格悲劇。不可否認,他身上有許多可圈可點的優點,如愛兵如子、與士兵打成一片,善於騎射,英勇無畏等等;但他身上也有不少缺點,正是這些缺點,才使得李廣屢敗屢戰,最終導致了李廣引刀自剄的悲劇結局。
對於李廣的治軍簡易,千載以來人們與司馬遷一樣對其津津樂道,以至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成了最流行的言傳身教的代名詞之一。
從表面看來,司馬遷的確對李廣的治軍進行了全面的肯定,“士卒亦佚樂”,“鹹樂為之死”,“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但是從另一角度進行分析,這可能正是李廣帶兵打仗屢次失敗的重要原因。
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裡所說的不僅僅是穩固的營盤,更是軍隊鐵的紀律。在定襄之戰敵眾我寡的形勢下,李廣手下士卒“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其實這正是李廣平時不重視軍隊管理、不進行嚴格訓練的結果。這與前面的“鹹樂為之死”正構成了尖銳的矛盾,在這樣的鮮明對比中,我們不難發現,“亦佚樂”是真,“鹹樂為之死”是假。
司馬遷在突出烘托李廣的神威勇猛的同時,也暴露出了李廣不會帶兵的事實。處於殘酷戰場中計程車兵的表現已經告訴我們他手下計程車兵是非常怕死的,一軍除李廣外,皆戰戰兢兢,急欲先逃,可謂軍心渙散,毫無戰鬥力,這恰恰是其治軍簡易的惡果,由於李廣平時管理不善,沒有做到嚴格管理,因而使軍隊屢次陷入險境,他應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
如果說人們對李廣治軍簡易的理解還存有爭議的話,那麼斬霸陵尉,卻是地地道道的官報私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