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始末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全文雖不足1000字，但從醞釀到締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間中日雙方各自國內的政局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談判的決策者和執行者也幾經轉換。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最終締約成功，迎來了一個滿意的結局。

1974年12月初，日本政壇響起一聲霹雷：田中角榮首相因涉嫌洛克希德案辭職，三木武夫上臺組閣。三木上臺伊始就表示要“促進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說“日中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正在順利進行，談判一旦達成協議，想盡早請國會批准”。

但是，在三木任內，中日締約談判經過幾十個回合卻無果而終。雙方的主要分歧是要不要在條約正文中寫進“霸權”條款問題。“反霸”條款是中日發表《聯合宣告》時已達成一致並寫進《聯合宣告》中的，但起初日方提出的條約草案中卻根本沒有“反霸”內容；後來，他們又提出把“反霸”條款“以某種表達形式寫在前言裡”。中國政府則主張，應完整地，即把這一條款的兩層意思寫進正文裡。

1976年12月24日，福田赳夫出任首相。1977年新年剛過，日本駐華大使小川平四郎就約見中國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高建中，轉達了福田首相給華國鋒總理的口信，表示“我有早日締約的熱情，期望能夠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達成協議”。

1月20日，來華訪問的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先後會見廖承志和華國鋒時，又轉達了福田首相給中方的口信，表示了與上次傳話同樣的熱情。但這兩次傳話都強調達成協議要“雙方意見一致”，“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

3月11日，回國述職後返任的小川大使會見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餘湛，又轉達了福田首相的傳話。這是福田第三次傳話。傳話原則上態度積極，表示“福田內閣忠實恪守《中日聯合宣告》，強烈希望締結懸而未決的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但強調“要在雙方都感到滿意，得到兩國人民歡迎的情況下解決”，“日方決心在時機到來之際，一舉談成”。

由於這幾次傳話都是話中有話，中方每次聽到傳話後，都在重申關於締約的原則立場後表示：福田首相是否下決心是關鍵所在，既然還沒有下決心，認為時機不成熟，中方可以也只能等待。

1977年9月初，復出後的鄧小平副主席會見來華訪問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議長濱野清吾。在談到締約問題時，鄧小平敏銳地抓住福田赳夫在施政演說中表示要推動締結日中友好條約的動向，不無風趣地說：“既然福田首相宣告要搞這件事，我們期待他在這方面作出貢獻。其實這樣的事只要一秒鐘就解決了，不要很多時間。所謂一秒鐘，就是兩個字‘簽訂’。”

10月14日，鄧小平副主席會見日本前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二階堂進說，來華前他見了福田首相。關於締約問題，福田表示現在還不能夠做出決斷，希望中方再等待一些時候。鄧副主席說：“他不下決心，你有什麼辦法？我曾對濱野先生表明了兩條：第一，我們對福田先生的政治見解是熟悉的；第二，問題在於福田先生下決心，只需一秒鐘。我們期待福田先生下決心，這一點不變。”

1978年3月26日，鄧小平會見飛鳥田一雄率領的日本社會黨代表團。鄧小平說：“現在的問題是要福田首相下決斷。我們認為，從《聯合宣告》基礎上有所前進最好，至少不要後退。”

4月16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透過他繼續就霸權問題做福田政府的工作。鄧小平指出：“條約中寫入反對霸權，無非有兩個含義：一是中日兩國都不在亞太地區稱霸，我們願意用這一條限制我們自己，至於日本，由於有歷史的淵源，寫上這一條，對日本改善同亞太地區國家關係是有益的、必要的；二是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這一地區謀求霸權。日本反對在條約中寫入反霸條款，是因為怕得罪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其實，反霸條款是美國人寫進中美上海公報的，所以，說得清楚一點，是怕得罪蘇聯。難道中國人民、日本人民還願意和高興蘇聯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