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華夏大地滿目瘡痍，風雨飄搖。軍閥的紛爭，帝國主義的步步緊逼和侵略，使得戰亂不止，百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彼時的中國湧現出一大批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仁人志士，他們為救亡圖存而抗爭，為籠罩在黑暗中的國家向何處去苦苦找尋出路。
愛國：“青年是國民之一，自然應該負救國的責任”
1921年1月，23歲的周恩來赴歐洲求學3個月後，在倫敦給表兄陳式周寫了一封信：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來歐洲獵取學術，初入異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論列。主要意旨，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察以求瞭解彼邦社會間者……”
在這封信裡，周恩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認識和所思所想：第一，為什麼要到歐洲去求學？他說其主旨就是為了探求解決社會問題之道，探求學問、確立信仰。第二，中國的出路在何方？
在歐洲期間，周恩來廣泛涉獵各種學說思潮，以審慎求真的態度“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經過學習和思考，在比較了英、法、德、意、美、俄等國的發展道路後，周恩來提出，“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隨後的一年，他在學習、信奉革命思想的道路上大踏步前進，最終提出“當信共產主義原理”，而且畢生奉行、矢志不移。可以說，這是周恩來走上革命道路的“初心”所在，是他信仰共產主義的思想起步之處。
如同周恩來一樣，在尋求救國救民道路上，當時眾多年輕一輩皆提出，要以自身之力來改造社會，擔負責任。
1925年9月，19歲的王稼祥在即將遠赴莫斯科時給堂弟、舊日同窗王柳華寫信說：
“我們跋涉千里到外面來讀書計，去改造社會呢？”“怎樣才可以打倒帝國主義呢？我們必聯合被壓迫者，共同去革命。”“青年是國民之一，尤是國民的優秀者，自然應該負救國的責任。……我們應當負改革中國政治的責。”
王稼祥與王柳華年紀相當，兩人在家鄉的小學同窗，有手足之情。當王稼祥離家外出求學時，兩人都流下了難捨的熱淚。這封信沒有涉及家庭等內容，而是探討有關階級地位的問題，探討對國民黨的認識問題，探討作為有志青年要何去何從的問題。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稼祥已經堅定了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要拯救中華民族於危難中，要在黑暗之中找到一個明確的方向，與被壓迫者共同去革命，充滿了責任感和使命感。可以說，這時的王稼祥已經具備共產主義的信仰。
1921年5月，剛滿17歲的任弼時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在即將從上海啟程時寫信給父親任思度，表達自己報效國家的遠大理想和對家人的牽掛不捨。他在信中寫道：
“只以人生。惟禱雙親長壽康！來日當可得覽大同世界，兒在外面心亦稍安。”
這封信篇幅雖短，但感情豐富。此時的中國社會正處於大變革時期，前途茫茫。為了國家，為了理想，任弼時不得不踏上新的征程，一方面懷有尋求真理、改造中國的偉大抱負，另一方面又時刻惦記著父母與家中親人。雙重的感情，在國與家的矛盾中重合，細微之處可見偉大。
同在海外的青年聶榮臻在1922年6月3日寫信給父親聶仕光、母親唐雨衫，彙報自己在比利時勤工儉學的情況。雖身在異國，但他心中想得最多的還是國家的危亡和百姓的多艱：
“海外遊子，懸念何如？又聞川戰復起，兵自增，而匪復猖，水深火熱之家鄉！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強！無故侵佔我國土！
”熱血男兒何堪睹此？男也雖不敢雲以天下為己任，而拯父老出諸水火，爭國權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兒之有責！況男遠出留學，所學何為？決非一衣一食之自為計，而在四萬萬同胞之均有衣食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視為終身之事業也！“
信中字字可見聶榮臻對內憂外患現狀的強烈不滿，他急於為國出力，改變不堪的現狀，他表示留學的目的在使”四萬萬同胞均有衣食“，可見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字裡行間充滿了憂國憂民的真性情和矢志革命的高尚情懷。
俞秀松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革命活動家，黨內最早參加與軍閥作戰的軍事工作先行者。這封給父母親的信就是他1923年1月10日加入討伐陳炯明的北伐軍時，在福州寫的：
”父親，我的志願早已決定了，我之決志進軍隊是由於目睹各處工人被軍閥無理的壓迫，我要救中國最大多數的勞苦群眾，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勞苦群眾的仇敵——其實是全中國人的仇敵——便是軍閥。進軍隊學軍事知識，就是打倒軍閥的準備工作。
“家中現在如何？我很記念。我所最掛心著還是這些弟妹不能個個受良好的教育……我在最近的將來恐還不能幫助家中什麼，請你們暫且恕我，我將必定要總報答我最可愛的人類！”
俞秀松的父親是清末秀才，思想較為開放，認為學習新文化是救國救民的重要途徑，母親賢惠善良，時時教育兒子要行善積德，所以俞秀松從小立志要做利國利民的人。這封家信抒發了他打倒軍閥、解救人民的崇高理想，愛國的良知驅使他只能拋卻自己對家人的牽掛和歉疚之情，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業中去。
李大釗是在中國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1920年3月31日，李大釗在國立北京大學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隨後他又積極推動建立全國範圍的共產黨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24年，李大釗被北洋政府明令通緝，他在寫給妻子趙紉蘭的信中這樣說：
“目前統治者的猖狂只是一時的恐怖罷了，不出十年，紅旗將會飄滿北京城。看那時的天下，竟是誰人的天下！”
李大釗對共產主義的勝利滿懷信心，始終抱有遠大的革命理想，寫下這封家書之後，當李大釗再次與妻子見面時，已是生離死別。習近平總書記說：“李大釗同志開創的偉大事業和留下的思想遺產永遠不可磨滅，他播撒的革命種子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
事實上，經過1919年五四運動的影響，許多渴望改變民族命運、尋求救國道路的青年和有志之士的觀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了一批主張走十月革命道路、信仰共產主義的愛國者。這些家書無疑記錄了他們選擇信仰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並逐漸走上共產主義革命道路的心路歷程，字裡行間留駐的是思想的光芒和追尋真理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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