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國藩的朋友圈中，算得上一生摯友的，大概有湖南湘鄉的劉蓉、朱堯階，湘陰的郭嵩燾，岳陽的吳敏樹，湘潭的歐陽兆熊；省外則有安徽霍山的吳廷棟、湖北武漢的劉傳瑩。而先友後敵，摯友交情未能善終的有原湘鄉知縣朱孫詒（江西人）、陳啟邁（常德人）、左宗棠（湘陰人）和沈葆楨（福建人）。而長沙的馮卓懷，則是一個與他由親而疏，又由疏而親的朋友，這種失而復得的友誼比較少見。
馮卓懷，字樹堂，號暨樓，湖南長沙人，生於嘉慶十八年（1813），道光十九年（1839）高中湖南鄉試解元，即第一名舉人。馮卓懷隨後進京參加會試，就此結識了剛於上年考中進士的曾國藩。從年齡來說，他比曾國藩小兩歲；從科舉資歷來說，他比曾國藩遲五年中舉；從籍貫來說，同屬於湖南長沙府。兩人很快成為摯友，有段時間甚至住在一處，馮卓懷還給曾國藩長子曾紀澤做家庭教師。
他們的關係好到什麼程度？曾國藩在家信中說，馮樹堂是如唐鑑、倭仁一樣“躬行心得”之人，“極為虛心，愛我如兄，敬我如師”。又說馮樹堂“進功最猛”，不免有點遺憾自己的九弟不能與他“日日切磋”。這個時候的馮卓懷一心準備參加會試，努力用功是必然的。對此，曾國藩常在日記裡怨艾自己，也照馮卓懷那樣訂立嚴格的日課來自我約束。此外，兩人還互相點評對方的日記，曾國藩往往會寫一些比較尖刻的批語，而馮卓懷則輕易不置一詞。
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逢馮卓懷三十初度，針對他科舉艱難的窘況，曾國藩專門寫下《反長歌行》進行勸勉。次年九月，曾國藩出任四川鄉試主考官，行旅中倍感孤寂之際，寫下《梓潼道中有懷馮樹堂陳岱雲》一詩，可見彼此交契已深。當曾國藩於咸豐二年（1852）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湖縣小池驛聞母去世之信，急急趕回家之際，可巧馮卓懷正在池州知府陳源兗（字岱雲）處，遂陪他乘船歸湘，曾國藩因之自道“堪慰孤寂”。
馮卓懷堅持到咸豐三年（1853）春再次會試不第，才透過會試後的大挑，選取了湖南武岡州的學正一職。但未及上任，曾國藩開始創辦湘軍，馮卓懷和郭嵩燾等一起幫他籌餉，以功保舉代理四川萬縣知縣。曾國藩儘管對他們未能隨營出征有些不快，但為了好友能夠仕途順利，後來還是專門致函時任四川總督王慶雲，以聞馮卓懷有循聲為由，委婉地請求關照。馮卓懷先後在四川萬縣、彭縣、華陽等縣任職共4年，勤勉有加，擬調貴州升職，卻與上司不偕，就以祖父去世為由辭職守孝，不復出。
咸豐十年（1860）四月，曾國藩獲代理兩江總督，不免躊躇滿志，致信邀長期賦閒的馮卓懷出山幫忙。馮卓懷於十一月與章壽麟等人來到了臨時督署所在地安徽祁門縣城，旋即奉命督辦縣城各處的碉樓。不過，因為施工方案上的一個小事項未能完全遵循曾國藩的意旨，被聲色俱厲地當眾訓斥，馮氏頓感顏面殆盡，遂拂袖而去。
雖然曾國藩並沒有在日記中具體記述這件事，但還是能在次年二月初七給郭嵩燾兄弟的信中窺見端倪。他不但要求郭嵩燾把馮卓懷帶走的《瀛環志略》一書取回來，還要代為把去年贈自家的300兩銀子退還200兩，理由是“受之太覺無名”，這顯然是一種從此互不相欠的姿態，可見芥蒂之深。
當馮卓懷的名字再次出現在曾國藩日記中，已經是同治三年（1864）的四月初一了，他聽聞馮卓懷絕意官場，即使好友郭嵩燾於同治二年（1863）任廣東巡撫後力邀加盟幕府也沒有答應，便專門致信，既謝他規勸弟弟曾國潢不要干預湖南地方公事，也希望他儘快復出，無論是去廣東還是四川，都請他能“不以一時纖介之嫌，而誤終身出處之義”。但是這個規勸未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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