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振臂一呼，群起響應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7月11日和15日，民盟負責人李公樸和聞一多在雲南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暗殺。身在上海的宋慶齡驚怒交加，憤而發聲，於7月22日發表了《關於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宣告》，呼籲停止內戰、推動政治協商。
從辛亥革命中跟隨孫中山一路走來，宋慶齡與各界民主人士都有深厚交往，以其身份和魅力凝聚起廣泛的民主黨派。這份《宣告》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何香凝、蔡廷鍇、彭澤民、史良等一大批人士群起響應。
翌年10月，一批國民黨左派愛國民主人士匯聚香港，籌備成立一個新的聯合組織。該組織將包括“大同盟”、“小民革”、民聯、民促、孫文主義同盟等團體。但關於新組織的名稱，籌備期間有很多不同意見。為此，李濟深分別徵求宋慶齡和正在美國的馮玉祥的意見。
不久，宋慶齡從上海捎口信給何香凝，建議可以改為“革命委員會”（慮及宋的安全，在港民主人士沒有公佈其建議）。“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的名字由此定下。
2、與何香凝：同為“親受孫中山臨終囑言的人”
在民革創始人中，宋慶齡與何香凝的關係最為親近。1914年，廖仲愷、何香凝夫婦因“二次革命”失敗流亡日本，協助孫中山進行反袁鬥爭。宋慶齡與何香凝此時就結下了戰友情誼。此後幾年間，她們隨孫中山、廖仲愷風雨兼程，投身革命。
1925年是她們生命中的至暗時刻。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一個月前，何香凝聽聞孫中山病重，便從廣東趕到北京照料陪伴宋慶齡。3月11日下午，彌留之際的孫中山將宋慶齡託付給何香凝：“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後望善視之，不可因其為基督教中人而歧視之。”何香凝含淚答應。從2月到4月，從北京到上海再到南京，這位年長15歲的大姐始終陪伴著悲痛中的宋慶齡。
是年8月20日，何香凝也陷入了喪夫之痛——廖仲愷在廣州遭國民黨右派暗殺身亡。宋慶齡和何香凝兩人的命運緊緊交織在一起。她們為完成孫中山的遺志，緊密配合，共同從事革命工作、婦女運動、國民黨左派活動和抗日救國運動。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宋慶齡、何香凝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共產黨人聯名發表《討蔣通電》，號召革命軍人“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後，兩人一起為十九路軍募集物資；1938年，二人聯名發表《擁護〈抗戰建國綱領〉，實行抗戰到底》一文……
1949年以後，宋慶齡與何香凝皆長居北京，關係更為親厚。
3、與“七君子”：“準備隨時進監獄去”
1937年6月25日，一紙由宋慶齡領銜、何香凝等共16人簽名的具狀送至蘇州高等法院。這一天，是“七君子”沈鈞儒、李公樸、章乃器、鄒韜奮、王造時、沙千里、史良被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罪”秘密逮捕後，第二次開庭審理的日子。
第二天，宋慶齡等人向上海新聞界作書面談話，表示自己“準備隨時進監獄去，我們並且發起了一個救國入獄運動，我們想用一切方法來爭取救國無罪”。“沈先生等七人並沒有罪，所謂罪只是愛國罪，如果愛國就有罪，那麼中華民國的國民，還再有人敢去愛國嗎？假定人人不愛國，試問我們的國家還有希望沒有？”
7月5日一早，宋慶齡提著一隻手提箱，撐起一把油紙傘，從上海出發前往蘇州。車抵蘇州，她和胡愈之、鬍子嬰等其餘11人直奔法院，自請入獄。法院上下都慌了手腳，院長和首席檢察官一度不敢與宋慶齡見面。到了晚上，宋慶齡終於見到了獄中的沈鈞儒、史良等人，她鼓勵大家“堅持鬥爭，一定能夠取得勝利”。
宋慶齡發起的“救國入獄”運動震撼人心，文化界、工商界、學生團體等各界人士紛紛響應。一時間，蘇州高等法院接到了雪片般投來的具狀，均是各界要求與“七君子”同罪之訴。宋慶齡的舉動甚至引起國際關注，美國學者杜威和愛因斯坦、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英國哲學家羅素等都發表宣告或致電南京政府，要求釋放“七君子”。7月31日，入獄八個多月的“七君子”終於出獄。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創始人沈鈞儒而言，宋慶齡不僅是營救他出獄的人，更是他並肩戰鬥的戰友。早在1926年，宋、沈就被一同推舉為中國濟難會名譽理事。1933年，二人又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代表團的身份共同營救過廖承志、陳賡、羅登賢等共產黨員。1936年，為把各地分散的救亡團體聯合起來，推動全國各黨各派的聯合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宋慶齡與沈鈞儒、馬相伯、章乃器等人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全救會）。這是當時團結各界愛國人士的一個重要組織，也是日後整體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的早期名稱）的團體。
4、與許德珩：革命必將獲得最後勝利
1981年5月17日，91歲的九三學社創始人許德珩聽聞宋慶齡病情加重，不顧自己年事已高，匆匆趕到宋慶齡的住處看望。對營救過、影響過自己的宋慶齡，許德珩這位德高望重的老知識分子始終心懷欽佩、尊重有加。
宋慶齡過世後，他在紀念文章中回憶起1918年的暑假和另一位同學作為北京學生救國會的代表，南下上海到莫利哀路拜見孫中山並初次見到宋慶齡時的情景。那次暢談後，許德珩隨即在五四運動中成為著名的學生領袖，並受北京學生聯合會的委託起草了《北京學生界宣言》。在火燒趙家樓時，許德珩是被捕學生之一。當時，宋慶齡代孫中山起草了學生無罪援助電報。這是許德珩第一次得到孫中山和宋慶齡的營救。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汪精衛公開叛變。當時，武漢是革命的中心，剛剛從法國留學歸來的許德珩應惲代英之邀，從廣州來到武漢，重新投身革命的洪流。宋慶齡也在武漢，參與國民黨的一些決策，並且熱心培養婦女革命幹事。這期間，宋慶齡與許德珩有過幾次見面。就在蔣、汪叛變之際，宋慶齡公開宣佈與叛徒們決裂，她嚴正宣告“我只有暫時引退以待更賢明的政策出現”。
這給革命低潮期彷徨苦悶的許德珩指明瞭方向。曾這樣記錄那時的：
我當時讀了她的宣告，深受感動，從中獲益良多，使我意識到革命雖然處於低潮，但必將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並獲得最後的勝利。
之後，宋慶齡赴莫斯科為中國革命發聲，又一次影響了許德珩，“她堅定的立場、果敢的行動，給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1932年12月，一直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抗議蔣介石賣國政府不抵抗政策的許德珩，在北平被秘密逮捕。宋慶齡在上海獲悉後，立刻與蔡元培、楊杏佛等人組織營救。
當時，正是他們組織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之時，許德珩成了同盟營救的第一批政治犯。
從孫中山去世到新中國成立的20多年中，身處時政亂局中的宋慶齡，以自己的氣度和使命，影響了數之不盡的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她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廣泛團結和聯絡海內外知名人士，為革命理想而奮鬥。她是一盞明燈，凝聚起多方力量，為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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