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景泰元年（1450年），年事已高的南京戶部尚書魏驥上書請求致仕，剛登基的明代宗朱祁鈺同意了。這是魏驥第三次以老辭官，終得償所願，告老還鄉。
致仕，通常情況下也就是現今人們說的退休，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周朝。《禮記》記載，周朝“大夫七十而致仕”。這一年齡限制基本沿用了數千年，魏驥生活初建時，明太祖朱元璋就規定，“凡內外大小官員年七十者，聽令致仕，其有特旨選用者，不拘此例”。
“文官告老還鄉，武將解甲歸田”，這是千百年來的規律。不過，許多身處官場計程車人們想順利退休，回到家鄉頤養天年，卻不一定會很順利。
元代天文學家郭守敬，年逾七十屢次請求致仕，皇帝卻不準。權力的兩端一端拖，一端熬，終於在86歲那年，郭守敬“卒於知太史院事任上”。而清代的名臣紀昀，在乾隆朝頗得皇帝賞識，待到嘉慶登基時，72歲的他還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十年後，他仍在朝，任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像魏驥這般77歲致仕的，也可算幸運了。
開書院是常規選擇
官員們如能順利告老還鄉，便可說得上是榮歸故里。他們浸淫官場多年，盤根錯節的權力網路和隱在身後的人脈關係不容小覷，即使在地方也有很大的影響力。沒有了權力，官員們的心態會發生一定的變化。此外，他們的人生經歷與偏好，也會對其致仕後的行為活動產生影響。
有的官員致仕後，仍然心繫朝政。唐德宗時，韋倫以太子少師致仕。不過當他知道奸臣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時，仍然上書勸諫：“楚琳凶逆，忠誠蕃戎醜類，不合廁列清班。”韋倫致仕十餘年，常在家鄉思慮國家大事，分析政策得失，並及時提出恰當的建議，皇帝“每善遇之”。而明英宗時的通政司通政使李錫則是捨不得手中權力，致仕後還厚著臉皮滯留京師，苦等復起的機會，惹得眾人嘲笑後才灰溜溜地回鄉，落得一個晚節不保。
當然也有致仕官員仗著為官時累積的聲望權力，為禍鄉裡。比如明英宗時的隆慶衛指揮周鑑，致仕回鄉後，強佔家鄉百姓的農田七頃。當受害者打算報官時，周鑑勉強做了個樣子，歸還了十畝。但緊接著，他率領家人圍毆受害百姓，並殘其肢體。當然，最後這件事鬧大了，周鑑被巡按監察御史彈劾、治罪，不準以老贖罪，才算有了個讓人接受的結局。
不過，與反面例子相比，更多見諸史籍的，除了豐富多彩的休閒活動，還有致仕官員們帶著強烈的責任心，自覺擔起建設家鄉重任的事蹟。
中國古代士人多以讀書入仕，一些官員致仕後往往在家辛勤筆耕，讀書著書，以求傳一家之言。而深受修齊治平之道影響
的他們，也會主動或受邀承擔起昌明家鄉文道的責任。開辦書院、私塾便是最常見的選擇之一，不僅可以培養人才，也可以帶來一筆收入。
明成化、弘治年間，歷官御史、巡撫、漕運總督、戶部尚書的李敏，以用錢折糧解決稅收難題而聞名。他曾多次因故致仕，其中一次便在家鄉襄城的紫雲山麓建築了書院，並慷慨捐贈家產充作書院經費，時常請學者前來講習，“以教鄉人”，惠及遠近百姓。
此書院在李敏再次被起復巡撫大同時，受詔賜名為紫雲書院，明孝宗朱佑樘還親賜《通鑑綱目》一櫝，可以說得上是致仕官員創辦書院的典範了。經營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像紫雲書院這樣由致仕官員創辦或經營的書院、私塾還有不少，有的甚至還成為地方近代高等學校的源起之一。同治十三年（1874年），為擺脫內憂外患而興起的洋務運動已經開展了十餘年，在經濟、軍事、教育均有所變革的形勢下，當時已退居鄉裡的洋務派官員薛煥聯合各地鄉紳，共同上書四川總督吳棠與學政張之洞，力爭其支援辦新式學校。最後決定由民間籌資，建立了今四川大學前身之一的尊經書院，第一任山長由薛煥擔任，以“通經學古課蜀士”。
投身家鄉建設
官員致仕還鄉後，身份由官吏轉為鄉紳，此時，他們往往更關注自己在家族、鄉裡的角色以及自己能起的作用。開辦學院促進家鄉教育發展，是許多致仕官員的選擇。此外，他們還充分運
用政治經驗與影響力，積極參與地方事務。77歲的魏驥告老還鄉後，里居長達二十餘年。在這些年裡，魏驥雖“身處林野”，卻“有補治化”。魏驥的家鄉蕭山素來多水災，退休後他便提倡興修水利，修築了螺山、石巖、畢公等塘堰，攔截錢塘江潮，鄉裡百姓獲益良多。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上奏稱，他在蕭山任職時，見到致仕尚書魏驥“與里人稠處，教子孫孝弟力田，增堤浚湖，扞禦災患”，以98歲高齡“四方仰德”。明憲宗朱見深讀完奏摺後深受感動，派人前往關心慰問，並賜羊酒，命令有司每月發米三石。誰知派去的人還沒抵達蕭山，魏驥就因病與世長辭了。魏驥的兒子魏完入朝謝恩，請求明憲宗用嘉獎先父的錢財救濟災民。對此，明憲宗嘆息道：“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
興修水利是致仕官員報效桑梓的常規做法，楊廷和致仕後，也建“惠局”，疏通水利，鄉人感念他的貢獻，將其稱為學士堰。也有配合地方政府抵禦流寇土匪的，比如嘉靖時的致仕官員、地圖學家羅洪先，在流寇侵犯其家鄉吉安、當地主政者手足無措時，為其出謀劃策。此外，還有不少致仕官員選擇將自己的積蓄拿出來做慈善，惠及鄉人。明初官員劉崧致仕後，常常接濟因歉收而難以生存的族人。成化年間的致仕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孫日良，也十分慷慨大方，多年積攢的俸祿“恆以散宗戚之貧者”。
有人認為，這些致仕官員無論是開辦書院還是參與地方事務，也許只為鞏固自己在地方的聲望，求得青史留名。但不可否認的是，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在“修齊治平”之道的深刻影響下，自覺承擔了家鄉建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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